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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园抱负”与“死的隐喻”(1)

2015-10-30 01:02 人们对这一点似乎已形成共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这一大家族里的兄弟，无论它们是何等地不共戴天，都是吸吮了“现代性”的乳汁而茁壮成长。当然，正如罗伯特.库尔茨在其《资本主义黑皮书》所指出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一个更加拙劣的版本而已。在中国，这个版本早就走到了它的尽头，不得不向那个高级的版本回归――而且是以最野蛮的方式向那个高级版本的低级形态回归。这两个版本都具有永不歇止的“造园”（gardening）冲动、“造园”抱负。当然，人类从来不缺少造园抱负，它本质上没有“传统”和“现代”之分，而是发源于人对孤立无援的存在命运的逃避，上帝的千年王国就是这一抱负的“传统证明”。存在主义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曾论述过“基督教共产主义”，让人们发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勾勾搭搭。但是，它们的区别是，“传统”的“造园”抱负是一个“得救”问题、一个由道德驱动并受道德控制的灵魂与存在命题，而“现代”的“造园”抱负则更多具有秩序的美学特征，它不再受道德主宰，而是将合法性交给了那些冷冰冰的法则、规律、意识形态。由此，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阐述的，“现代性”真的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工程”中的“园艺技术”。“死的隐喻”在其“现代性三部曲”之一的《现代性与矛盾性》中，齐格蒙特.鲍曼天才发地挥了他的理论穿透力，在现代性“同时生产解药和毒药”的“臭名昭著的二重性”中，看到了现代性的“造园抱负”是如何地植根于人对秩序的建构之中，又如何通向法西斯主义。他引用了几个人的话加以形象论述。1930年，后成为纯粹德国的农业部长的R.W.达瑞写道：“凡是让园中植物自生自长的人，很快就会吃惊地发现园中杂草丛生，甚至发现植物的特性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如果园子仍是植物的培育地，换句话说，如果它要使自己超越自然力量的残酷法则，那么，园丁的塑造意志便不可或缺。通过提供适宜的生长条件，或排除有害影响的入侵，或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园丁细心呵护着需要呵护的一切，并毫不留情地根除那些与良种植物争夺养分、空气和阳光的杂草……于是，我们认识到，对政治思想而言，培育的问题并非小问题，而是应该成为一切考虑的中心……我们甚至一定会断言，一个民族决不会有精神和道德的安宁，除非在其文化的核心之中有一个精心构想的培育计划……” 。[1]这样的话是如此形象，让人不得不佩服这位后来时果真成了“园艺师”、果真参与了“根除杂草”行动的作者熟练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且，这样的话看起来是如此的顺理成章，无懈可击，给了政治以太多的灵感。把视野投向当时的德国，“植物”岂不是“德意志民族”？“杂草”岂不是犹太人这些“不纯”的物种？“园子”岂不是德国这个国家？“自然力量的残酷法则”岂不是民族交往、民族融合的趋向？当然了，“园丁”是德国统治者，“毫不留情地根除那些与良种植物争夺养分、空气和阳光的杂草”意味着必须消灭那些侵入具有高贵血统的德意志民族机体里的犹太人。简单的隐喻，结果触目惊心，让人不寒而栗。“园艺师”们的这种思维代表了一种对秩序的“先验渴望”。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曾描述过那些麻疯病人是如何让人象扔垃圾一样地扔出社会之外。而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对“性”这一禁忌的开掘则触犯了当时秩序的禁忌，他本身也被“隔离”。在中国曾经的收容遣送制度中，那些面有菜色、衣衫破旧、“盲目进入城市”的农民都是些破坏高等城市华人秩序的垃圾，他们必须被清理。即使这样的制度本身也成了垃圾而被丢弃，出于维护秩序的需要，有人也念念不忘地要将因“低等”而与垃圾毫无二致的人隔离于秩序之外。在这方面，一位叫张惟英的女人天才地发出了她的呐喊。当然，将这一思维发挥到极端的，还是曾经的美国、南非的种族隔离、纳粹的大屠杀、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一个领袖、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