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3)
2015-11-16 01:49
导读：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展开竞争。西方政治家习惯于以协商、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
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展开竞争。西方政治家习惯于以协商、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权力主体间需要处理复杂的横向关系。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君—臣关系的网络中，习惯于在纵向维度上处理政治关系，不善于横向政治关系的协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协调平等的政治主体间关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
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发展走向也是由西方主导的。由传统的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首先出现在西方社会，它先被用于市政学，用于解决城市和地方问题，而后上升到国家中央政府层面。最近十几年，西方人主导的国际组织又将他们在国内的经验用于国际层面，处理一些全球性问题。所以在发达国家，先在地方事务和国家层面上接受了治理的观念，学会了治理的行为方式，养成了治理的习惯，而后应用到国际事务中。而中国政府和政治家却没有在国内相应的经历。西方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国内获得的经验用于国际组织，而中国政治家在国内的施政经验和行为习惯却与全球治理的方式相差甚远。政府官员不习惯于与其它政治行为体共享权力，与它们建立调和而不是支配的关系，并通过共同的参与、谈判、协调活动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构成对政府行为方式的挑战。
全球治理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对中国国内政治构成的影响。中国近几十年来走上一条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虽然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但中国采行的政治模式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这就特别容易招致批评，遇到来自外部的变革压力。全球治理的进程使国内政治与
国际政治相互缠结渗透，国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秩序所同化，没有一个国家还能坚持作为无法穿透的政治实体。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别，使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通过全球治理手段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和渗透的前景怀有深深的疑虑。这种疑虑无疑会影响中国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转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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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面对全球公民社会
迄今为止，联合国仍然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但是，联合国要承担起全球治理的使命，有效地应付未来的挑战，就需要将非国家行为体纳入联合国的结构中。目前，一个独立于主权国家权力的“世界公域”以及“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已经出现。全球公民社会以跨越国家界限的非政府组织为核心，它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全球治理需由国家中心治理与非国家中心治理(即全球公民社会治理)两个层次的全球治理构成。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传统的治理一直是以主权国家和政府间的权力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是在国际社会中惟一的行为体。但近些年来，各种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不断扩大和加深，它们部分地分割了原由各国政府承担的职责，部分地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真空，部分地承担起新的责任。以它们为代表的全球公民社会治理的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并日益成为联合国基本结构的一部分。而国家中心治理目前虽然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它只是多种行为体之一，不再是国际舞台上无所不能的、惟一活跃的角色。
全球公民社会与各国政府的地位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指向一种新的全球治理前景，也为联合国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以何种方式将非政府组织纳入联合国组织框架内，是近些年来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曾提出将非政府组织作为“人民代表制的基本形式”纳入联合国的框架，目前人们提出的联合国两院制或三院制的方案，便是循着这个思路描绘的未来联合国组织结构的蓝图。
无论联合国改革采行何种方案，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全球性公民社会将作为联合国基本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必将使联合国成为复杂多元的全球治理体系(regime)和价值分配网络，从而使全球治理形成由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行为体、力量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公民社会未来作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管理新千年世界事务的制度和过程中，它——从基层的公民组织到公民社会的全球联盟——如何作为一个合法的参与者参与其中。”这个问题对中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