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上)(3)
2016-01-03 01:03
导读：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
从国际政治学的著述中不难发现，研究者们使用的语言，很多与政治学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它们要么直接来自政治理论，要么由此派生而来，如：决策过程，博弈理论，权力及其均衡，秩序和等级，冲突、战争与威慑，地缘政治，国际组织、谈判和裁军，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解放斗争和独立运动，恐怖主义与国际制裁，联盟与庇护，国际法与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宣传，国际道德，国际革命，国际暴力，国际民主，国际和平与国际侵略，等等。把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观点的盛行，与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学派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的长期主导地位有关。不过，近些年来，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政治学派”的支配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动摇：其一，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结束，对以固守两极、提倡势力均衡和自助哲学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怀疑大大增加，前述定义相应受到抨击；其二，随着国际事务中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过程的加强，国际研究的范围明显超出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所及，主张扩大分析领域的声音或重新思
考研究对象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学术界，尽管程度不如西方，类似的现象及批评也显著增多；国际政治经济学（ＩＰＥ）的新近崛起，和由Huntington的论文引起的“文明与国际关系”持久不衰的争论，均为明证。
３．“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确切地说，是国家间关系史，是近代民族生成以来的各种重大记录、文献、历史人物演讲或传记，是反映在不同单元（个人、集团、政府、组织等）那里的、被记录下来的国际活动和交往－－如战争、革命、联盟、外交斗争。按照这种见解，所谓“国际研究”并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那样的独立学科，它并没有自身的概念体系，而是对国际范围业已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精确和有选择的记载；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国际政治研究只是一种历史大事记，它应当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有筛选史料的网络与方法，有独到的启示及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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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依笔者管见，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国际政治分析家均出自于史学家或对中外历史有深刻了解的思想家。例如，陈乐民先生对“欧洲观念”之历史哲学的总结，对苏联东欧解体之教训的讨论，对英法政治哲学思想渊源的分梳和对欧洲文明扩张进程的探测，以及他对中外近当代发展进程和中外近代思想的比较，无论在思想的深度或是知识面的广度上都首屈一指；李慎之先生关于“全球化”命题及它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冲击的多篇杰出论文，不仅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全球化现象的争论之门，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思索（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复苏、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东西文化的异同等现象的讨论）。他们都以历史分析见长，都特别强调史学意义上的“国学”和“西学”的价值，也都十分反对某些貌似时髦的“新学”的非历史态度；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现象的深刻分析，主要不是来自学科方法论或各种工具性的理论，而是源于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哲学智慧的启迪。历史对他们无疑是国际研究的第一要素。
在欧美学术界，类似见解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国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思想家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他眼里，真正的国际理论应该也只能来源于对国际历史的总结，它要求作者有一种宏大的历史眼光和从各种杂乱事件中抓住关键线索的敏锐能力。一个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比一打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教科书或专著包含更深刻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例如，关于国家行为的最佳形式，不管是所追求的目标或者是行为的道德方式，只能是势力均衡的管理，这种势力均衡思想读者无法从一般的“国际理论”中找到，却出神入化地体现在劳伦斯(Lorenzo)论述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威廉三世(William III)或俾斯麦(Bismarck)的著作内。怀特的结论是：“有关国际史的作品，无论是涉猎极广的题材－－如西利(Seeley)的《不列颠政策的演化》，马廷林(Mattingly)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或者胡森(Hudson)的《世界政治中的远东》，或是详细的专门论述－－如萨默勒(Sumner)的《俄国与巴尔干》，甚至索伦森(Sorensen)关于肯尼迪(Kennedy)如何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著，比起那些建立在‘新方法论’之上的大量理论著作来，对外交政策的性质和国家体系的运作原理的阐述要深刻得多。”他的简约公式是：“国际政治＝历史阐释”，或者“国际政治＝历史哲学”。[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