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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如防火——论对腐败的抑制(1)

2016-02-29 01:00 一，腐败与权力

如同自然界的腐烂总是同有机物有关一样，社会腐败总是同权力有关。简单地说，腐败是使用权力的副产品。当公共权力不是朝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向，而是朝着有利于私利的方向使用时，腐败现象便会产生。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私利不只是指行使权力者的个人利益，也指他所隶属的集团利益。当他为之谋利的集团范围远远小于向他授权的公众范围时，这个集团的利益，就可以被定义为“私利”。只有当谋利范围等于授权范围时，对公共权利的使用才是正当的，才不产生腐败现象。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权力行使者为了满足超出授权范围的更大利益，牺牲了授权公众的利益。例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牺牲本国利益以谋求“人类利益”，就属此类情况。这种使用公共权力的方式，已超越正当的范围，而达到了正义的层次。不过这种情况常常掩藏着更大的危险：权力行使者借口更大范围或更长远的利益，牺牲公众的当前利益，冠冕堂皇地谋取一己私利。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民成批饿死，而当地领导人却谎报丰收，并调出粮食“救济”其他地方。这对于个人升迁固然有利，而对于群众则是灾难。这是由虚假正义堕落为真实腐败的例证。

第二，官场腐败与专制残暴不是一回事。腐败伴随着公共权力目标的丧失。当权者除了为自己谋取好处不知道运用权力要干什么；或者虽有朦胧的目标，却无法找到达到目标的手段。一个政权处于这种境地，既是腐败的结果，也是加速腐败的条件。当年，南宋政权面临着危机，但它对危机缺乏意识，或无力克服危机，只好偏安一隅，纵情淫乐。“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所以，腐败与无能是一对孪生子。残暴的政权则不然，暴君或暴君的“代用品”往往具有非凡的才能，并有过分强烈的政治目标。这种政权可以是腐败的，也可以是极其清廉的。众所周知，加尔文新教政权虽然残暴，但绝谈不上腐败。加尔文本人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极端禁欲主义者。他的残暴是出于他对自己的上帝和“真理”的捍卫。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当然，残暴与腐败也有内在联系。一个残暴的政权如果不像秦王朝那样立即灭亡，就很容易衰变为腐败政权。残暴与腐败的一致性在于它们都起源于对权力的滥用。所不同的是，残暴几乎不给任何人带来利益，包括不给自己带来利益。它只是为了上帝、主、天国等一类抽象空洞的东西，或“崇高的原则”和“伟大的真理”，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侵犯人类，牺牲一切。腐败则是朝着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的方向滥用权力。这已经揭示了腐败的本质：腐败就是权力变质，就是公共权力蜕变为“私有权力”。权力的社会职能萎缩，侵吞社会财富的机能就会亢奋。这样，社会正常运行所需要的权力就发生空缺，权力由原来排除社会障碍的机制变成了障碍机制本身，这就如同吞噬细菌的巨噬细胞病变为吞噬健康细胞的癌细胞一样。社会正常运行受阻，会呈现一派混乱景象。

更糟的是，腐败会加剧全社会的“权力饥渴”症。公共权力变质所造成的空缺，需要新的权力来填补，还需要更多的权力来消除权力变质造成的消极后果。这讲的是权力的社会需求。个人对权力的需求更旺盛，因为在“以权谋私”成了社会风尚的情况下，获得了权力就有可能获得一切。结果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官位泛滥成灾，差不多全民皆官；另一方面，到处使人感到权力短缺，要干成任何重要的事情都缺乏必要的权力。这就是所谓有权的人越多，有用的权力就越少。用来谋私利的权力越是膨胀，谋公益的权力就越是短缺。正是因为腐败加刷“权力饥渴”，从而加剧官位泛滥，所以，腐败是加速的。

这就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众多困境中的一个困境：既需要权力，又害怕权力；权力既组织社会，又损害社会。有些为人正直、感情冲动的思想家对一切权力大申挞伐，恨不得像扔掉脏衣服一样抛弃一切政府。但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上策。在与腐败的长期斗争中，人类学会了一些更好的办法。虽然不能说已经摆脱困境，但毕竟找到了几味控制腐败病情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