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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两岸在港关系的历史考察(1)

2016-03-02 01:00 「 内容 提要」两岸在港关系是两岸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50年代两岸在港关系以1954年6月17日中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分界线，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两岸政权为求稳定和巩固而展开的物资与人心争夺，以“两航”资产争夺案为代表；后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政权巩固后的颠覆和反颠覆、破坏和反破坏的暴力冲突和对抗，代表性事件如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和1956年的“双十节”暴乱。 　　「关键词」两岸关系/香港/互动 　　两岸关系的 研究 ，关涉 中国 统一大业，所以多为史家所重。然而现有的成果，在祖国统一的整体思维取向下，多着眼于台海两岸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两岸在第三地香港的互动。事实上，香港与两岸素有渊源，在国家处于分裂的现实背景下，较之台海间单一的、表层的军事冲突与 政治 对抗，两岸在港关系更具深层利益角逐、情感仇视和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诸特征，应视作两岸关系史的主体内容之一，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本文即拟从 历史 角度，选取50年代两岸政权建立或重组后各自寻求稳定、巩固和 发展 的特定历史时段，对两岸在港关系互动作一初步探讨，以期立足香港考察两岸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趋势，或有裨益。 　　一、50年代前半期：物资与人心的争夺 　　1949年国民党败退 台湾 ，共产党建政大陆。两岸分离，两岸关系遂为发端。香港因其与两岸关系久远而介入其间，成为早期两岸斗争的主战场。触发50年代两岸在港争夺的关键，固有情感仇视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内在动因，更直接的则是对前国民政府在港遗产的继承权之争。国民党主政大陆时期，曾在香港多设政府 经济 金融 机构和物业代理部门。据统计，到1949年底，计有航空、航运、银行、 交通 、外贸等机构29个，资产净值在2.43亿港元。其中最重要者为垄断中国航空事业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包括83架飞机及大量重要器材。其中仅中国航空公司资产净值达9.9千万港元。其他较为重要的还有招商局轮船公司香港分公司，资产净值1.28千万港元；交通部港九材料购运处，资产净值9百万港元；资源委员会贸易处事务所，资产净值3.26千万港元；中国纺织公司贸易处，资产净值4.54千万港元。（注：《接收港九台湾当局机构工作 总结 》（草稿），转引自刘晶芳：《接收香港台湾当局机构和资产述略》，《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1期。）另据1950年原国民政府驻港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披露，国民党在退台前夕，曾将大量的物资抢运到香港，仅交通部物资，总价值就在4千万港元以上。（注：《中央日报》（台湾），1950年1月8日。） 　　如此之多的物资对于两党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共产党建国之初，为了振兴经济，打破国际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与军事威胁，确立其当前的核心任务是恢复经济生产。因此，接收旧政权遗产，集中现有物资，使之为我所用，显得尤为迫切。与此同时，国民党也需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迅速建立台湾经济基础，以对抗共产党“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政治军事威胁，加强自保战略。因此，香港滞留的大量物资成为两岸恢复和重建经济基础的急切之需。围绕在港物资的争夺，遂首当其冲地成为初期两岸在港关系的重要内容。 　　50年代前期两岸在港物资争夺大致有如下几次：1949年11月—1952年10月对“两航”资产的争夺；1950年1月对招商局13艘起义轮船的争夺；1950年6月—1952年6月对原广东省水产局5艘渔船的争夺；1951年2-4月对万吨级油轮“永灏号”的争夺；等等。其中尤以两岸对“两航”资产的争夺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最能反映两岸在港资产争夺的全貌。 　　1949年11月9日，“两航”员工4000余人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引导下宣布起义，驾机12架飞回大陆，是为两航资产争夺的导因。国民党原为不使飞机落入共产党手中，才将其运抵香港，借助港英庇护。但未料会产生此种变故。是以消息传出，令国民党大为震惊。当局检讨策略，不但深感“正当政府处境极端困难，交通工具极端缺乏之际，十余架飞机损失，固然是一件极为痛心的事”，同时也幡然意识到在港资产受到“共党勾引”的危险所在。（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1月14日。）因此，次日，台湾当局迅速作出应变，一面指示“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谒见港督提请协助，一面又派“外交部长”叶公超、“交通部长”端木杰赶赴香港，“尽可能争取‘两航’在港员工、飞机和设备，使其短期内继续为国家和 社会 服务”（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1月14日。）。与此同时，大陆获益匪浅，也意识到利益攸关，遂于12日正式接受起义，并宣告原属国民党资本的“两航”资产，现已正式成为中国人民的资产，呼吁“鉴于香港环境特殊，‘两航’员工应即负起保护人民财产的神圣任务”（注：《香港与中国——历史 文献 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5页。）。两航资产争夺拉开序幕。 　　与中共相比，台湾当局采取的措施更积极、主动和直接。叶公超与端木杰抵港后，迅速取得港督葛量洪冻结“两航”资产的承诺。16日，“两航”亲国民党人士沈德燮、戴安国两人出面重组“两航”公司，甄审“两航”员工，取消“两航”在港注册证，并加紧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飞机合法起飞，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在此情况下，“两航”起义员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我驻港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成立了“护产”非常委员会，加强保护飞机及其他资产，同时聘请香港大律师陈丕士代表中央政府向港英政府提出 法律 诉讼。11月24日，双方同时取得“临时禁制令”，“两航”资产各方均不能移动。资产争夺进入法律启动阶段。 　　“两航”资产的冻结，使两岸争夺出现僵持局面。国民党担心英国政府为保留在华立足点而将“两航”资产判归中共，遂于12月12日将“两航”资产转卖给持有“两航”股份的美国民用航空公司，企图通过美国的参与“对想在法律上控制该公司财产的共产党政府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2月20日。）。12月19日，民航陈纳德受委托向港英当局提出“两航”产权申请，称其“以美侨私人身份负起接管‘两航’资产并将努力利用这些资产为自由人民谋最佳之利益，确保不使财产落入共产党手中”，要求英、美、港对“两航”资产予以保护和发还，以便使“两公司财产尽量为自由中国人民利用”（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2月20日。）。国民党出卖“两航”资产，使得两岸资产争夺变成为共产党中国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实力较量，标志着“两航”资产争夺国际化。中共早就预计到台湾当局会孤注一掷。陈丕士大律师曾于11月向港英政府提出过警告，指称台湾当局有出卖“两航”资产的阴谋。12月13日，周恩来总理就“两航”资产 问题 发表声明，指出我中央政府对“两航”在港资产享有继承权和处置权，如“两航”资产被非法侵犯、移动或损坏，则香港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5页。）此前，他的另一份声明还表示，如不把“两航”资产移交中央人民政府，中共则将以在华英人资产作为抵押。（注：《中央日报》（台湾），1949年12月7日。） 　　中央政府的严正声明，给港英政府造成巨大压力。英国政府在倾向于保护在华利益的现实考虑的同时，不拟在“两航”资产案上与中共构衅。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需要宣布正式承认中共政权。香港高等法院随即作出判决：“英国政府不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在法律和事实上的政府”，大陆中共政权作为中国中央政府享有“央航”在港资产，此前台湾当局对“中航”的出售是无效的。（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17页。）港英当局的初步判决反映了台湾当局在香港的 影响 消退和在产权争夺中的先行失利。中共利用外交手段，加上现实环境，赢得了两岸资产争夺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初步判决作出后，台湾当局出于对英国政府的出卖和对共产党政权初步胜利的仇视与恼怒，公然炸毁7架“两航”在港飞机，并进一步串通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运动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压力。美国政府的直接干涉使形势急转而下，并且很快奏效。 　　1950年4月3日，英国殖民大臣格里菲思在备忘录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在过去的四个月里，英国政府不断地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要求采取措施，防止‘两航’飞机和其他资产落入共产党手中。美国国务院明确警告英国驻美大使，如果不能作到这一点，可能严重危及马歇尔计划和军援英国计划的继续实施。”（注：英国内阁档案Cab129/39，C.P （50）61，转引自余绳武、刘蜀永主编：《二十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美国政府掌握有制服英国的杀手锏，而脆弱的依靠美国才能获得生存的战后英国政府，也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此在长达一年的反复权衡、斟酌后，英国政府最终只得吞下两家在华 企业 被中共报复性征收（注：征收企业为上海英联造船厂及马勒机器造船厂。）的苦果，用修改法律的强制手段，将“两航”资产判给陈纳德。中国政府在美国的直接插手，和英国政府的骑墙政策下蒙受巨大的损失。台湾当局假手第三势力间接地取得“两航”资产争夺战中的最终胜利。表面上是两岸产权之争的“两航”资产争夺案，实质上反映了国共两党以及美中之间在香港事务中的首次较量。 　　除了物资之外，人心支持显然也是当时两岸在港角逐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旧秩序的崩溃，导致整个社会、政治失控和文化、心理失范。失败主义情绪充斥在旧政权的精英群体们内心深处。士绅阶层和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纷纷自我放逐，滞留香港，极力想从国民党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而更多的人则在静观形势、等待尘埃落定。国民党退台初期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迫切需要加强对他们的收集、整合和控制，以克服他们失败主义、投降主义、逃避主义的病态心理，树立“反攻复国”的信念。同时，共产党新政权因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建设的现实需求，也存在对滞港精英群体进行统战的必要性。 　　正是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需要和现实考虑，国共两党对滞港精英群体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工作手段。共产党根据数十年的统战经验和对和平民主自由的诉求，确定了攻心为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主策略。滞港精英群体之所以逗留香港，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旧政权深感失望和对新政权心存偏见：一方面其对国民党自身的腐朽性及其现实崩溃有着深刻认识，心生厌弃和失望；另一方面由于国共两党数十年的恩怨，并因国民党长期肆意诋毁造成对中共的误解，以及自身的罪愆自悔，又使之对新政权心存疑惧和缺信。针对这种复杂心理，中共又确定了冰释前嫌、既往不咎和礼遇劝归的统战方针。因此这一时期，中共细致的统战工作在滞港高层精英中相继取得不小的成功，并相继争取到原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原国民政府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原国民政府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的先后归来。 　　与中共相比，国民党对人心的争夺占据有历史遗留的“人和”条件。它在人们心目中长期延存的“正统”形象，使之无需细致的心理浇释，而仅以一纸行政命令就具有更强的收集力。1950年1月4日，台湾当局下令一切滞留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必须尽快赴台。（注：张山克编著：《台湾问题大事记——1945年8月－1987年12月》，华文出版社，1988年，第32页。）不久又全面展开党员登记运动，给予一切滞留海外的党员予以开除党籍、取缔薪职的严重处分。同时，在港情治机构也频频利用恐吓、绑架和要挟等手段，逼迫滞港人员迁往台湾。台湾当局的恐吓利诱和行政强制，使得许多“高级难民”不得不弃明投暗，离港去台，但也使得一些既不愿继续为腐败的旧政权效力，又不愿投奔大陆充当“贰臣”的国民党忠贞元老们，最终选择了定居香港，颐养晚年，甘作“寓公”的生涯。 　　对普通民众的争取，也是两岸在港寻求人心支持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众是社会的主体，争取到民众就意味着政权基础的稳固和国祚形象的树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专门设立港澳工委驻香港工作组负责处理在港事务。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传媒力量，在港人心目中树立新政权形象，并由此向台湾及海外辐射，让全世界华人和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新中国、支持国内建设。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失去英国的外交承认，其代表中国的正统国祚地位在香港舞台上受到否定。因此它确立的对港工作方针，是用精神和金钱支持闲散政客、南来报人和各党派巨头在港活动，努力在港潜伏力量，培植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反共宣传，以期继续保持在港民众中的影响。香港遂在两岸角逐中成为两党争雄逐鹿、各显神通的舆论阵地。 　　这一时期，国民党在港主办或斥资培植的右派报纸，除原有的《香港时报》外，新出版的如蚁麇集。主要有成舍我的《自由人》、陈孝威的《天文台》、沈秋雁的《上海日报》、卜少夫的《新闻天地》等等。这些报纸普遍带有解放战争时期便已有的敌视、诋毁和恶意中伤等特征，不但对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经济建设大肆攻击，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而且还威胁恐吓民众，酿造不良的舆论导向。为了揭露香港一些反动文人和反动报刊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港地拥护新政权的报纸，如《大公报》、《商报》、《晶报》以及《周末报》等都纷纷开辟专栏，在客观公正报道国内建设现状的同时，卓有成效地展开着对敌斗争、驳伪存真、辟谣就正的舆论宣传。这些报纸持论公正、健康积极，在港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读者来信称：“在香港，大小报纸刊物数百数十种，绝大多数是反动的，用有毒的色素来毒害同胞们，我们就有别于这些报纸，继续揭露他们的谣言，给读者报道真实的消息和培养读者爱国的思想，一字一句都要向人民负责”（注：钟紫编著：《香港报业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1页。）。《周末报》更是因其笔锋犀利、极富战斗力，在港人及海外侨胞心目中成为正义和公正的代言人。读者赞誉它“象一支带火的响箭，在黑暗里划出一道光芒，喝倒了南方的叫嚣”（注：钟紫编著：《香港报业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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