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上]—对政治哲学、政治生(2)
2016-03-17 01:00
导读：50年代，所有西方一流的政治理论家们都动员起来了。这使得20世纪初期，基于实证方法基础之上的 政治学理论 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原因是，在政治理论
50年代，所有西方一流的政治理论家们都动员起来了。这使得20世纪初期，基于实证方法基础之上的
政治学理论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原因是，在政治理论家们看来，实证的政治学家们所有的行为主义的政治学研究，只强调我们在某种价值体系已经得到认同之后，怎么样来研究公民的政治行为差异。通过一个数学的量表、或者一个曲线的设计，我们把公民的行为进行归类。这样，使得政治哲学上的种种基本价值的自我辩护，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因为西方人放心的是，自由已经得到认同，认同之后我们就不用管它。我们只需要论证自由的参与，自由的运作机制，自由本身发展的状态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通过传媒调查、随机抽样，表明谁支持谁，谁反对谁。如此，就把我们的所有的政治选择换算成为一个简单明了的数量关系。这一点恰恰使我们忽略了政治本身的基本价值主张，进而忽略了政治行为的抉择究竟是依靠什么的问题。这到后来走到了相反的一端，使得西方社会的一些政治狂人(如希特勒)特别傲慢。他一直认为当时德国所接受的是西方(因为德国相对于英法是东方，他也认为他在抵抗“西方”)腐朽没落的现代政治思想。希特勒恰恰就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他之前正好有一个生存了14年的魏玛德国。魏玛德国制订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宪法。但可惜的是这个宪法没有能进入实际的政治运作。而魏玛德国非常腐败。当时整个德国的腐败和魏玛宪法的完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希特勒认为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腐朽，他号召德国人起来“革命”，摧毁魏玛德国，夺取国家政权，要把德国从普遍腐败的罪恶渊薮中拯救出来。这些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就可以看到。从中，我们发现，希特勒和二战以后政治理论家们发现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尽管他们发现的角度和解决的思路截然对立。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18世纪的启蒙哲学理论，在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的“抵制”下，显得非常孱弱。它不能够像传统的规范政治理论那样，引导我们解决政治生活当中的应当问题、好的问题、值得的问题，即政治的价值规范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二战前期的价值真空和二战后的价值重建，要求政治理论家们来回答：纳粹出现的政治理论原因究竟是什么？
于是，对20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和20世纪的保守主义思想产生最深刻和最广泛影响的两位政治理论家登场了。一个是斯特劳斯。他写了《什么是政治哲学？》这篇重要的文章。文章对纳粹德国的出台做出了一种神性政治的反思。他解释纳粹德国之所以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就是因为自由、民主、宪政有根本的理论缺陷。这种缺陷在于，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引发了多元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政治态度。这导致每一个人认为政治生活背后的价值理念是可以悬空的。这样对政治活动本身不能提供一个绝对正当判断的时候，哪怕是个恶魔也有恶魔存在的相对主义道理。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当为政治重新提供一个绝对价值基础。要批判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主张。要为政治学提供一个绝对的善的论证。这种绝对的善的论证在斯特劳斯看来，是这样的一种论证：苏格拉底式的论证。格拉图最后总结苏格拉底的人生，有一句名言就是：未经反省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在今天看来，起码具有高等文化教育以上的人才能具有反省的能力。而自由、民主所谈到的大众民主的制度安排，恰好是忽略了精英教育和精英意识。使反省变得不必要。每一个人都过着这样一种生活——就像我们要从另外一个重大人物柏林，所指责的现代政治生活的问题。——柏林认为在现代政治生活这种多元主义状态下，我们总是活在表层上。我们每天都是靠谈吐、聊天、娱乐一类活动来达到一种相互交流。斯特劳斯就此认定，我们再也没有苏格拉底那样的沉思，再也没有一种捍卫人天性的思考的能力——就是我们足够的沉思冥想使我们能够把握绝对的善，或者与绝对的善相契合。我以是以一种非常轻慢的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拒绝思考。我们每个人在现代政治生活当中，只愿意在一种相对主义的状态下，为每个人选择的那种浮在表层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自我辩护和自我论证的理由。斯特劳斯说：这一严重的问题，就是由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导致的。所以他要批判自由主义。认为解决纳粹再次出现在人们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重建政治绝对善。而绝对善在西方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术语里，以前一般是出现在神学中。但斯特劳斯不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拒绝神学。但他要推崇绝对善。而这个绝对善靠什么而出？它不是靠神的启示，而是靠人根据他的自然权利在他有自觉意识的政治生活中来认识了解，来把握住。这样我们才能够杜绝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登上政治舞台。因为我们可以在政治选举当中每一个人对善和恶都有清醒的判断。这当然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因为现代大众政治的发展和斯特劳斯的想象或期待，完全是两回事。但是这却可以说是保守主义的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一个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