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上]—对政治哲学、政治生(3)
2016-03-17 01:00
导读：然而，柏林认为斯特劳斯这样一种说法完全只是一个现代呓语。柏林对纳粹现象的解释正好和斯特劳斯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缺乏一个多元主义和相对
然而，柏林认为斯特劳斯这样一种说法完全只是一个现代呓语。柏林对纳粹现象的解释正好和斯特劳斯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缺乏一个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文化土壤，才导致纳粹的出现。德国思想在18世纪、19世纪中，在她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时候，就在她的思想雕刻家和政治塑造者那里，在黑格尔手里、在俾斯麦的手里，都体现为绝对主义。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德国这样一个民族缺乏相对主义的文化教育训练和文化生活传统。故而，任何现代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都被德国人换算成为一元论的东西。因此要杜绝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只有强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政治理论格局。这就势必要使各种政治理论、各种政治组织方式，互相博弈。使政治理论得以在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当中具有的某些局部的或者整体的有效性获得检验。
因此答案就出来了。对于纳粹的出现原因的解释，一个拒斥相对主义、经验主义，一个坚定的为相对主义、经验主义辩护。这样一场政治理论的争论，在50、60年代本来告一段落。西方学者在60年代编辑出版过一本《现代政治思想》，收集了这些辩论文章。这些文章，除了具有的反映了西方政治哲学复苏的标志性作用以外，还具有一个引发我们进一步观察此后西方规范政治理论发展迹象的指南意义。这一争论在70年代以后最重大的反响，是我们必须提到的当代美国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约翰·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部著名著作表明，社会政治理论已经着重从哲学的最深价值层面来挖掘理论资源了。这使我们的政治生活处于正常化政治生活的最深层的精神层面。这并不像政治科学所主张的那样，一个统计，谁选择谁，就能定下个政治格局来。政治选择背后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不可忽略。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政治价值。我们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观，一般是不可能通过大众传媒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正是因为如此，这样一场争论所产生的一种持续的效应，毫无疑问成了西方70年代以《正义论》显示的政治理论复苏的迹象、标志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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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心的问题，当然不仅仅说是西方政治理论家们怎么解释纳粹这种畸形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这不能代替政治理论的深层理解和规范政治理论的分歧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的思考。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关心的聚焦点是“90年代”问题。“89”后引发的“90年代”问题，是一个选择什么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停滞的改革开放问题。以引进西方当代思想而对中国的学术活动发生广泛影响的刘小枫，写了一篇长文《哲学、上帝与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后来改名叫《温顺的刺猬》，促使人们思考斯特劳斯和柏林提出的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路解释政治生活的棘手问题。《狐狸与刺猬》是柏林的名篇。刘小枫在《温顺的刺猬》中写到，斯特劳斯这样的人是刺猬，他对于问题是一下子钻到底，不到底决不
放松。但是他比较温和。因为斯特劳斯绝不排斥任何政治学家对政治所做的解释。而柏林倒反而对斯特劳斯表示蔑视。就这一点来说，斯特劳斯的“极右翼”绝对主义的解释，与柏林的“自由主义”的解释，恰成对照。
不论刘小枫对于中间蕴涵的“宽容”问题怎么看，但是起码刘小枫将之引进汉语学界来言说政治问题本身，这样一个发散性的效应，使得我们需要解释的两个问题就潜含在其中了：现代政治理论追求对现代政治生活进行理解，一者从观念上进行某种作者捍卫的政治信念的自我解释。二者再通过这种解释进行一种理论建构，且以为可以解决实际的政治生活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如何得以完成。斯特劳斯这样一种选择在刘小枫看来，是值得欣赏的。这在西方被认为是极右翼(主张极端精英政治)的政治哲学：只有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才能理解政治生活。但是在我看来，刘小枫是误将幻想当理想。因为苏格拉底时代城邦政治的政治生活跟现代、尤其是当代政治生活完全是两回事。一个简单而小型的社会与一个复杂而大型的社会，完全不可能在政治思维当中获得简单的一致性处理结果。关键的问题是，前者状态中，个人的反省是否具有公众性，我们能够自我判断。他是否具有神性，我们能够自我判断。他是否具有普遍善的特点，我们能够自我判断。但是，这种政治生活方式，在古代生活中是可以的实践的，在现代就不行。我们特别强调，在现代生活当中，古希腊曾经统一为一的一个东西早已经分裂为二，就是个人性和公共性在古希腊是统一为一的。在现代社会，私人性和公共性是两个意义世界。任何属于个人隐私的问题，公共理念、公共机构与公共制度不得干预。但任何属于公共规则的事情，不管你是受制度的驱动、还是个人行为选择，只要你适合公共生活的规则，公共理念、公共制度和公共的奖惩机制就要对你发挥作用。这不是由理念可以解决的，没有人管你是否喜欢。而是现代大型、复杂社会治理所必然要这样处理的。这在西方现正在热烈讨论的治理(governance)问题中，有很好的反映。这样一个问题的解释，使得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背景中来看刘小枫提倡斯特劳斯而贬斥柏林，是毫无意义的。诚然，精英是重要的，但刘小枫提倡的斯特劳斯似的苏格拉底的哲学反省，才是真正理解政治生活的钥匙，这只能导向权贵政治。斯特劳斯这样的观点，等于蔑视现代政治生活的实际存在。这有两个意思。第一，现代政治是权利政治。第二，现代政治是大众政治。不管大众反省政治生活的哲学能力有多强，抑或有多弱，大众的权利是不能被蔑视的。我们也批评大众本身常常是盲众，在政治生活当中意义很有限。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政治权利我们可以蔑视。或者断定，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反省欠缺、甚至是未经反省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那在希特勒的角度来看，消灭他们也是理所应当。因此，斯特劳斯对希特勒出现的理论反省，潜含着非常危险的导向。故而，从汉语语境政治哲学出发，或者是放在西方政治学理论50年代复苏的背景之下，我们要反省为什么规范政治理论在20世纪受到颠覆：是不是价值选择太具有个人性，而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实证的政治理论反而具有值得人们信赖的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