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哲学毕业论文 > 政治论文 > 正文

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

2016-05-18 01:01

【内容提要】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出现于苏区周边地区，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1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赤白对立的出现，既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缘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就中共方面看，前期和后期造成这1现象的原由也不尽相同。赤白对立给中共开展革命造成很大不利影响，某种程度上成为苏维埃时代的1个痼疾。
【摘 要 题】中共党史研究
【关 键 词】苏区/赤白对立/中共/国民党/土地革命
【正 文】
    1920～1930年代的苏维埃运动中，苏区周边地区曾出现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它在各苏区广泛存在，到后期尤为剧烈。所谓赤白对立，作为特定时代的1个现象，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苏区与非苏区的边境地区。
    赤白对立的发生，肇因良多，它不是中共希望看到的，悖谬的是，其发生、发展却又和中共的生存、发展需求息息相关，在20世纪中国苏维埃革命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关于赤白对立，中共当时文件常常将其作为重要问题提出，许多中共苏区时代的当事者在回忆录中也屡有提及，但在苏区史的研究中却多语焉不详，专题研究更是罕见。对这样1个在中共领导的阶级革命中出现的非阶级现象，大有进1步加以理清的必要。
    　　　　1
    1920～1930年代苏区周边地区的赤白对立现象，为多方面材料所证明。早在1928年10月，赣东北就有报告提到：“环绕割据区的民众，还不知道我们的好处。土劣已感觉我们与他们不利，设法使民众起来反抗我们了。故环绕割据区域的民众非常反动，每日跟着反动军队，来我地抢东西。凡民众有食器用，只要能搬运者，莫不抢劫1空。”[1] (p296)1929年1月，滕代远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江西“铜鼓的民众因被平江游击队烧了很多房子……当红军到铜鼓县城时，所有男女老幼各种货物桶，1概搬运走了，不但找不到党的关系，连饭也没得吃”[2] (p147)。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较早谈到这1问题的报告。1929年底，中共鄂豫边苏区有关文件提到，由于不注意赤色区域外的工作，“形成了赤色区域的农民孤军作战、赤白对立的现象”[3] (p7)，直接提到了赤白对立这1名词。此后，关于赤白对立的报告屡屡出现。1930年11月，鄂豫边特委报告谈到：“赤白区域群众，异常互相仇视，每次到白区出发，免不了抢杀行为，自红军军事组织编成以后，有了军事纪律的制裁和经过历次的解释，才去掉抢杀行为，但仇视白区群众的心理，终不能完全肃清。赤白界线的森严，依然未得打破。”[4] (p133)湘鄂西、赣西南、左右江等都有类似的报告，湘鄂西红色武装在“白色区域见人杀人，见屋烧屋，于是赤色区域交界之处310里往往无人烟，赤白区交通完全断绝。赤色区域的人固然不敢过去，白色区域的人也不敢过来，因为1来则杀无赦，造成1个相互仇杀的地带”[5] (p36)。赣西南在早期的农民暴动中由于“对消灭地主与反对富农问题缺乏明确致演成了1些盲动烧杀倾向。同时更不懂得争取反动派欺骗与威胁下的群众，致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6] (p42)。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赤白对立的出现，和中共阶级革命的宗旨是有距离的，作为土地革命的倡导者，中共以领导全国人民革命为己任，非苏区区域从原则上说，理应是革命的发展对象，当地人民潜藏的革命热情和苏区人民也应是1致的。但是，赤白对立却在相当程度上挑战着中共这1理念，是中共土地革命发展的1个沉重负担。赤白对立严重影响了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各县警卫营或连，特别是赤少队很多都不愿到白区域去，以为白区群众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它们接近……有许多听到要他去白区工作他就哭起来，甚至哭得饭也不想吃。”与此同时，“白区群众的怕游击队名之为‘刀子队’，造成了赤白对立的现象，如铜城铁壁1般”[7] (p111)。
    这样1个中共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其最初出现，客观的看，和中共土地革命初期实行的错误政策不无关系。当时有关文件详细分析了造成赤白对立的原因：“因我们的工作不好，特别是盲动主义引起白区群众的反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地方观念，宗族观念与发生过械斗；出于豪绅地主反动派的欺骗造谣，挑拨离间。”[8] (p685～686)这里，首当其冲的就是盲动政策影响。1928年前后，中共在“左”倾盲动指导下，普遍执行了烧杀政策，对地主等革命对象进行肉体消灭，打击对象甚至蔓延到苏区外的1般群众。广西左右江“各地农民赤卫军攻下豪绅地主的寨子，凡在寨子里面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杀1个精光……对于边区外的群众，1律目为反动派，互相仇杀”[9] (p30)。同时土地革命政策本身也必然严重触及到地主等农村有力阶层的利益（注：利益阶层的肉体消灭，使农民可以获得对其财产占有的安全感，所以中共盲动政策其实和农民的心理需要是有1定关系的。湘南暴动中，农民“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CY湘南特委XX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作为报复，受到国民党军支持的反苏维埃地方武装回到当地后，往往对参加革命的民众展开屠杀。湖南平江自1928年初暴动后，“杀戮豪劣和反动分子，计在数千，而同志和革命民众殉难的，亦不下数千人”，许多地区“数10里或百数10里，几无1栋完善的房屋，无1处尽青的山，共计全县被烧的房子，总在10分之4、5”[2] (p43～45)。安徽的6安、霍山苏维埃区域1930年底被国民党军攻占，群众“论批的被拉去杀，砍头、腰斩、活挖心，每天平均各局子都有5610尸体狼藉”[10] (p367～368)。地主疯狂的屠杀又激起民众的强烈愤恨，以致“报复心理非常浓厚……要求以烧杀抢劫来答复白色恐怖，其气之高真不可制止”[11] (p225)。中共有关文件明确谈到：“各苏维埃区域边境严重的红白对立现象，就是这种报复主义造成的结果。”[12]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在对立情绪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相互间的报复行为，往往超越出阶级对抗的范畴，变成区域之间的对抗。福建“蛟洋农民烧丘坊房子2百余家，白砂赤卫队烧茶地房子910余家”[13] (p117)。福建宁德横坑民团与中共开辟的游击区敌对，引起苏区群众愤慨，“见横坑人即杀，横坑人就不敢向游击区域来买东西”[14] (p120)。广西右江“土豪率地主武装数10过河烧了3个村庄，抢牛、羊、女人，韦(拔群)即集中4千人过河去，烧了103个村庄，横直310里，也抢劫、拉牛，捉女人等。地主便将该地人民组织起来，有4区队伍与革命对立起来”[15] (p48～49)。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指出：“红白两边，杀过来，杀过去，成了不解的冤仇……乱抢乱烧乱杀的结果，反造成那边的群众更加坚决的反对革命。”[16]
    为鼓动民众、克服地方、宗族观念，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时常常组织农民跨村跨乡打土豪。在苏维埃区域内，跨村跨乡活动虽有可能触发宗族间的冲突，但总体处于可控制状态，且村庄间的运动是相互的，负作用不甚明显；而在边区打土豪则成为苏区对白区的单向运动，且由于对当地具体情况不了解，行动往往失控，鄂豫皖“红军到了白色区，赤区农民就去运输粮食，有些运输队，甚至红军到了那里，他不管是农民的是地主的，什么东西拿了就走”[17] (p242)。中央苏区有些部队“打土豪弄成找给养饱口腹的简单意义。当打土豪时，情愿放弃土豪不捉，不愿放走1个猪子和鸡子，结果不要宣传，不把大部财物发给群众，不贴条子，捉得的土豪也不捉。用枪打猪，吓跑老百姓”[18]。这种乱打土豪的行为使1些地方力量强大地区极易因此组织起来，与中共进行武装对抗。而在土著居民和客家人混居地区，也往往在土客矛盾基础上又增加赤白矛盾，使两者对抗进1步加剧。当时有报告谈到湘鄂赣情况：“边境各县的居民客籍人(广东潮梅人)占半数，土籍与客籍已成了两个对敌，尤以铜鼓为最甚……地主利用家族关系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向客籍民众进攻(因为客籍民众是革命的)，演成土客界限的斗争，是分散无产阶级战斗力的，是模糊阶级斗争的。”[19] (p205)

$False$

    　　　　2
    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以发动群众革命为己任，对群众利益、群众情绪始终予以高度重视。赤白对立现象出现伊始，中共各级部门就已有所意识，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和危害的增长，更予以高度重视并力图加以克服。1931年中央苏区第2次反“围剿”前后，红1方面军总前委严厉批评了红4军“在水南烧土豪房子时烧了1条街”[20] 的错误，责令公开作出赔偿。当计划进攻和赤区有强烈对立倾向的7坊时，更明确要求：“到7坊后要开和平会，立和平公约，第1条要两方不再相打，大家1起打土豪。”[21]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告诫游击队：“在每次进攻反动统治区域之前，必须对自己部队及参加斗争的群众宣传纪律，绝对禁止侵犯贫苦群众的利益，不准乱烧他们的屋，不准乱杀他们的人，不准乱拿他们1点东西……豪绅地主的谷子衣服猪牛用具，原则上要完全发给当地贫苦群众，这是发动群众的斗争的必要策略。游击队和参战的红色群众决不可取得太多，因为倘若游击队取得太多了，不但不能发动群众起来对当地豪绅地主阶级进攻，并且有引起当地群众的地方界限姓氏感情继续受豪绅地主欺骗，对抗红色群众的危险。”[12] 同时，各苏区都作出决议，要求严控赤白对立的发生，主要包括：“整理游击队……严格执行纪律，反对乱烧、乱杀、乱抢”；“用各种宣传鼓动方式，说服赤区群众”；“以阶级的口号揭破统治阶级的欺骗与挑拨”；“向白区群众承认过去的错误”；“发动白区群众的阶级斗争”；“召集赤白区群众的联欢大会，订出和平条约”。[8] 中共采取的这些措施在1定时间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1直到苏维埃革命终止，赤白对立现象也未得到完全制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1934年初，毛泽东在2苏大报告中仍然强调赤白交界地带“苏维埃与游击队，必须完全遵守苏维埃的基本政策，禁止1切不分阶级乱打土豪的行为。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财物，必须大量的发给当地群众……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22] (p302)。可见赤白对立仍然是中共面临的1个难题。之所以如此，1方面是因为早期形成的负面影响持续存在；另1方面，苏区内外造成赤白对立的因素未能彻底消除，使赤白对立成为大部分苏区难以克服的硬伤。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1部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乱打土豪是赤白对立持续并加深的最为直接的原因。为动员并组织民众，最大限度利用民众力量，苏区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这些武装的供应依赖地方，在战争环境下常常难以为继，利用到白区活动机会，筹集粮款，是其创收的1个重要途径，而各级机关对这1做法实际也采取默认态度，各级部门“检查工作时，首先问‘多少钱’，不去检查打豪劣地主与民众的情绪如何”[23] (p196)。有的游击队把打土豪收入“抽10分之1作伙食尾子分”[24] (p98)。同时，对于游击队到白区活动，中共中央指出：“分发豪绅谷物衣服给群众，是挺进游击队在数小时内取得群众拥护的最有效手段，每到1地，必须在最近期间最大限度进行这1工作。”[25] (p364)这就是说，游击队进入白区后，必须迅速开展打土豪行动，在对情况不熟悉背景下，出现问题在所难免，由此造成的1些问题具有相当的必然性：“地方武装过去行动，大多数都是陷于单纯筹款的泥坑中，许多行动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经费，1到白区，豪绅地主走了，贫苦工农也乱捉乱打1顿，造成1种白区群众害怕游击队，甚至在豪绅地主欺骗之下来反对苏区，为难游击队。”[26] (p594)当时，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地方武装“1到白区便乱捉人，乱抢东西，到处都是表现绝不容许的侵犯中农贫农利益，脱离群众的盲动行动，甚至形成赤白对立……安远、南丰县的白区边界的群众，1见红军就跑光了，什么东西都搬去，到处都向我们打枪，捉杀我们的红军病兵，及落伍士兵”[27] (p645)。1933年福建省委的工作报告列举了游击队的种种违纪行为：“赤田区拷打富农罚款，武平向贫农强借米物，红屋区的游击队到曹吴捉贫农罚款，连城的游击队甚至被群众呼为‘游击贼’。”[28] (p509)即使是赤白对立相对较轻的赣东北苏区也发现：“苏区游击队出发游击时，往往不坚决执行阶级路线，捉到白区群众进苏区来，县区的党与苏维埃不艰苦进行教育工作争取他们，只是往看守所1送久不过问。”[29] (p304)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除获得收入以维持生存需要外，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军纪、政治工作薄弱、素质较差也是导致乱打土豪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装发展过程中“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强迫，甚至完全用强迫命令而编的”，“兼之平时没有教育训练与党的领导薄弱……到白区乱抢东西则是普遍的发现”[30] (p367)。“因为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有许多赤色武装到白区去，不坚决实行3大纪律8项注意，甚至负责人也不切实做到，工农的东西乱拿，群众跑出去了，以为这些是‘反革命的东西’，也可以打土豪！”[31] (p319)虽然当时指导机关明确要求“党要坚决转变乱拿白区许多东西，不问穷人富人都捉来的许多错误，应当把赤卫军、游击队在白区行动的政治教育与军事纪律的建立成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对立”[32] (p397)。强调：“应当严厉反对1种说法，以为白区群众跑我们的反，纯然是受了白色恐怖的威吓及反动宣传的结果。应当有勇气来认清这1个事实，就是红军自己的政治工作不好，破坏政治影响是其中主要原因之1。”[33] (p459)但是，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1些不谙苏区实际的领导人掌控苏区后，不顾客观可能1味强调发展、壮大地方武装，上述问题不但无法克服而且愈演愈烈，以致福建莆田游击队甚至“因没有钱吃饭，化装反动军队去抢商店，结果给农民缴去枪6枝，被捕队员7人”[34] (p91)。
    随着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当苏维埃区域向城镇扩展时，传统的城乡间相互敌视也对赤白对立现象发生重要影响。农民敌视城市原因很多，中共当时较多站在农民立场上理解这1问题，谈到：“城市方面的1般人，对于乡下人有鄙视欺侮的举动，是很普遍的事实，因此发生了城乡恶感”[35] (p27)；“农民上县的时候，则检查异常严厉，有时借故寻衅，将农民捉去罚款，弄得1般农民不敢到城里去购买货物，农民非常怨恨城市。”[36] (p125)相当程度上在这种怨恨情绪支配下，“在游击战争发展到城市去，农民便摧毁城市以泄恨”[37] (p53)。湖北“黄安第1个城市7里坪，被农民烧得1屋无存”[38] (p111)。闽西农民在中共组织下攻城时，“农民更喊着‘杀尽城内人’、‘烧尽城内屋’的口号……他们都说：打进了城不但要杀尽抢尽烧尽，而且还要将城墙拆去。于是城内豪绅地主便利用这些口号去煽动城内贫民仇视我们。果然，1般贫民受其利用，做侦探、当团丁、做向导，无所不为”[35] (p27)。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应该承认，无论是中共早期的盲动政策，还是地方武装的乱打土豪，以及农民对城市的破坏，其实都和普通农民追求利益的天性无法分开。中共的土地革命和农民的支持息息相关，而为获得农民的支持，1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的让步又不可缺少。事实上，当中共武装攻打城市或到白区活动时，当地群众通常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这1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同时也和其到城市或白区搜罗财物这1利益目标直接相关。在这1背景下，不分阶级、贫富乱拿财物变得难以避免。张震回忆，平江起义胜利后，有些进城的农民“趁机捞东西，有的扛着大锅回家”[39] (p23)。湖北大冶在攻打1个白色村庄时，“参加的群众有3、4千人，结果将常练队缴了械，但农民之土匪行动，及报复观念非常的深，搜洗1空及烧1、210家的豪绅的房子”[36] (p131)。江西万载农民甚至出现“78间(处)抄抢队的组织”[19] (p193)。
    为鼓动群众参与，农民1定程度的抢掠行为事实上得到某些中共基层组织的允许。湘鄂西苏区由于粮食歉收，出现1批灾民，“当红军在附近办给养时，这批灾民就成群结队去，无管贫、中农1概没收”[40] (p145)。湘鄂西分局在给鄂豫皖分局的信中更把到白区没收财物、粮食当作经验介绍：“灾民问题，依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