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馆藏地方文献 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我省地处西北高原，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政治原因，文化向来较为落后，地方史籍和少数民族文献甚为缺乏。我馆历史资料部地方文献（包括民族文献）专藏仅有二十余年的历史，馆藏数量和服务规模都很有限。截至八三年三月，地方文献资料共收藏约五千种，一万册左右；民族文献资料共收藏四百四十四种，七百四十一册。主要是清雍正以后的，尤其以民国间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时期的居多。绝大部分是汉文版，也有少数藏文版、蒙文版或汉藏、汉蒙对照性的图书资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除加强地方文献和民族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外，特别注重了读者服务工作。据统计，一九八一、八二两年共接待各方面读者二千零五十四人次，提供各种资料八千三百六十一册次，发挥了地方文献和民族文献资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一、整顿了目录，增加了设备。

首先，我们对藏书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分编工作，初步健全了目录体系，其中读者目录包括：文献书名目录、分类目录、著者目录；地方出版物书名目录、分类目录；地方期刊刊名目录、分类目录；地方报纸报名目录，特种文献目录以及二种专题目录。目录体系的健全，大大方便了读者，充分发挥了各种目录的检索效能。为了更好地方便一般读者和专家查阅资料，我们从八二年六月份开始，着手编制《馆藏青海省地方文献书目》，预计今年七月份可以编成付印。其次，近几年来，我们购置了一台缩微阅读器，馆里又备有两台复印机以及照像、放大、冲洗设备。利用这些设备，大大方便了读者，使他们节省了时间，获得了急需的资料；从另一角度上说，也大大提高了藏书的利用率。

二、经常了解读者的阅读需要，研究动向，和阅读效果，为各个研究领域的读者提供有效服务。

1．为编写民族史服务：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为了编写青海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史，需要大量民族史料。我们为他们提供了馆藏有关的全部资料，并为他们校勘文献内容。对文献所引史料查原书核对。如先后曾查阅“史记”、“后汉书”、“新唐书”等。现在，他们已经编成《青海少数民族》一书，书中分别介绍了本省蒙、藏、土、回、撒拉、哈萨克等六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等情况，此书即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青海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写组，为了编写各民族简史，近两年来不断来我部查找资料，我们主动为他们提供有关青海各民族的历史地理、政治和社会风俗以及青海省各县风土概况等资料，并为他们复制各种名胜古迹的照片提供方便。同时，为了方便他们的编写工作，破例外借了一部分资料以供其在馆外复制。由于他们的积极努力，八二年元月《撒拉族简史》一书已出版了，同年十一月《土族简史》一书也接着出版了。

2．为编写地方史服务：从一九八零年起，全省陆续有十四个州、市、县编写地方志。他们经常成批地连续不断地来我部查找大量资料，有的州、县一查就是好几个月。为了满足他们对地方、民族文献的需求，我们总是积极主动地给他们提供资料，需要复印文献时，考虑到他们距省城较远，来馆查找资料不易，就优先给予安排。到目前为止，有的正在编写过程中，有的已经写出了草稿，有的已经出书。黄南州已写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一书的初稿；乐都县已经出书，书名为《乐都县志》（初稿）第一编“概述编”和第二编“自然编”。西宁市政协王中兴同志，为了修订《西宁市志》，多年来一直利用星期天来我馆查阅地方资料，我们主动认真地、不厌其烦地为他提供各种资料。为了争取时间多摘抄一些资料，有时他连中午饭都不回家吃，而在阅览室啃干馒头，我们就主动给他送开水，在各方面为他提供方便，使他安心查阅资料。

3．为党、政、军部门服务：在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选拔中青年干部，进行机构改革，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过程中，我们在为党、政、军机关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去年冬天至今年春天，曾多次来我部查找“文革”期间一些有关干部情况和表现的资料，由于我馆设备条件的限制，这部份资料没有系统整理上架，装在二十几个大木箱内，堆放在楼道的两侧，为了使他们能找到所需要的资料，我部专门派了三名同志，将一箱箱重达数百斤的资料抬下来，并协助他们从头至尾进行翻阅，受到他们的好评。上海闸北区委，为了认真落实干部政策，需要查清几位同志在“文革”中的表现（这几位同志原在青海工作，八一年内调去上海），去年下半年派了两位同志专程从上海来我省有关单位调查材料，我们主动为他们提供了我省“文革”期间“造反派”组织出版的各种报刊，如“八一八战报”、“八一八工人战报”、“昆仑红旗”等，为他们查找有关资料提供了方便。省军区检查部队训练情况，八四五二六部队编写团史，到我部收集有关部队各方面情况的资料，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几乎所有馆藏的《青海日报》和部份画报，并为他们复制了大量的图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