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发展及特点毕业论

西北地方文献最基本的概念属性就是“西北”这一特定区域。而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历史在其每一发展过程中，无不与西北息息相关。相传，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玉就曾西巡今日新疆等地。秦一统后及汉、隋、唐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始终以西北地区为中心。张骞通西域，开拓了丝绸之路，历经汉、唐两代的经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繁荣昌盛。元朝，大蒙古帝国势力远达东欧，西北又是其活动的重要区域。清代经康、雍、乾三帝的努力，疆域北至贝加尔湖，西北到巴尔喀什湖。晚清学者曾预言：西域不保，陕甘难存，陕甘不保，则华北及京城危矣！由此可见西北地区的重要性。亦有学者论证，当西北繁荣之时，正是中华民族兴盛之日。

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号召“开发大西北”，西北又一度成为新中国建设的一个热点，而今面二十一世纪，随着欧亚大陆桥的贯通，特别是中央政府作出了在世纪之交经济建设战略西移的决策，西北的崛起再度成为可能。

至于西北区域概念的形成，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由于汉、唐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陕甘为其直辖区，故而当时的西北区域，特指今新疆及葱岭以西之地。至南宋偏安，始称西夏及金人统治区为西北，自此西北的地域概念发生了变化。此后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更易，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所辖之地，遂成为今日西北区域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一体化的功能。而记录西北地区发展历史的西北地方文献，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日趋丰富。笔者试图就其源流、发展及特点作初步的分析。

一、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

笔者认为，西北地方文献最基本、最悠久的源流就是西北地方史志。

早在2800年以前，在镐京建都的西周，设“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史家认为这是我国方志的最早的源头之一。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西北方志793种，这些方志从整体上反映了西北五省（区）数千年来活动的人物、发生的事件，体现着西北地区文明的进程。

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开始，西北地区现存的有《三秦记》、《西京杂志》、《西河记》、《沙州志》、《凉州记》、《三辅黄图》、《三辅决录》等。隋唐时期是方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编纂了许多以“图经”为主的方志。隋代的西北方志，《中国古方志考》仅录陕西二种即《京师录》和《雍州图经》，其余四省（区）今已无考。敦煌发现的唐代西北方志有《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境》、《西州图经》、《沙州地志》、《瓜州伊西残志》、《敦煌录》、《敦煌名族志》、《寿昌县地境》、《西凉录》、《后凉录》等。宋元时期是地方志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据统计这一时期西北所修方志，甘肃22种，陕西21种，而流存今日的仅4部。其中宋代2部，北宋宋敏求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程大昌纂《雍录》十卷；元代2部，李好文纂《[至正]长安图志》三卷、骆天骧纂《[元贞]类编长安志》十卷。明代西北方志的纂修进入昌盛时期。这一时期西北修志多少，已无从确切统计，现存明修方志，陕西54种，甘肃19种。尤其是出现了为学者称颂的所谓明代十大名志，康海《武功县志》、吕 木冉 《高陵县志》、乔世宁《耀州志》、赵时春《平凉府志》、胡缵宗《秦州志》、张光孝《华州志》、王九思《鄂县志》、刘璞《重修鄂县志》、孙丕杨《富平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等。有清一代，西北五省（区）均编有志书，其中以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纂修的方志为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清代方志，陕西285种，甘肃156种，青海10种，宁夏19种，新疆80种。民国时期，政府曾数次通令各地纂修方志，西北共修志书计陕西62种、甘肃57种、宁夏8种、青海31种、新疆1种。

除西北地方志书外，笔者认为，西北地方文献的另一个源流，就是学术研究成果，最直接的即为清代的“西北舆地学”和民国的“边政学”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