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寻根：乡村叙事中的暴力美学(1)(2)
2013-09-18 01:22
导读：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 电影 《红高粱》的广告招贴 在《檀香刑》里出现了一个职业刽子手、末代王朝的最后一位官方屠夫、暴力和杀戮的严肃的化身。他所
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
电影《红高粱》的广告招贴
在《檀香刑》里出现了一个职业刽子手、末代王朝的最后一位官方屠夫、暴力和杀戮的严肃的化身。他所执行的两次大刑都是国家主义针对流氓（叛逆者）的肉体审判。第一次他以五百刀的精密数字剐死了一个刺杀袁世凯的义士，第二次则被要求对一个煽动反抗德国殖民者的拳民首领动刑，用一根特制的檀香木从臀部穿透到颈部，然后喂以参汤，以防止受刑者过早地死去。兢兢业业的刽子手像钟表一样精密地执行着死亡程序，屠杀变成了一种非凡的技艺。他的第九章"杰作"，耗费了数万字的篇幅，详述活剐一个反袁英雄的全部细节，犹如一个村妇在炫耀她的刺绣上每根丝线。每一次利刃的割戮和受刑者的呼痛，都汇聚成了一种话语的奇诡快感，流动在小说的语句之间，仿佛一种来自地狱的悲惨光辉。这不是卡夫卡式的阴郁的刑罚，而是一种混合着极度的虐待与受虐的肉体狂欢，犹如帝国没落前的最后的盛宴。
作为帝国的最后一个英雄，刽子手所发明或继承的刑罚，并不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一种3，但它无疑是最具残酷美学特征的一种。这种残酷美学可以追溯到源岳飞词《满江红》里的句子--"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水浒》里武松谋杀张都监一家的诗意场景4，以及《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等民间话本小说的诸多段落等等。但是在莫言的《檀香刑》里，这种古老的美学获得了空前热烈的推进。刽子手的师傅无限哀伤地回忆了当年凌迟一个图财害命的妓女的凄丽过程，而这段描述无疑应当成为这种残酷美学的一个奇特样板--
在师傅的心中，那个美妙无比的美人，先是被一片片地分割，然后再一片片地复原。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师傅的耳边，一刻也不间断地缭绕着那女子亦歌亦哭的吟唤和惨叫，师傅的鼻子里，时刻都嗅得到那女子的身体在惨遭脔割时散发出来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气味。......她的身体已经皮肉无存，但她的脸还丝毫无损。只剩下最后的一刀了。师傅的心中一片酸楚，剜了她一块心头肉。那块肉鲜红如枣，挑在刀尖上宛如宝石。师傅感动地看着她的惨白如雪的鹅蛋脸，听到从她的胸腔深处，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她的眼睛里似有几粒火星在闪烁，两颗泪珠滚下来。师傅看到她的嘴唇艰难地颤抖着，听到她发出了蚊虫鸣叫般的细声：冤......枉......她的眼神随即暗淡无光，她的生命之火熄灭了。她的在执刑过程中一直摇动不止的头颅软绵绵地向前垂下，头上的黑发，宛如一匹刚从染缸里提出来的黑布。5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在这些极端的残酷叙事里混合着一种诗意的赞叹和性虐待的狂欢，莫言声称他要藉此挑战"中产阶级"趣味6，借用批评家的诠释方式，就是用"民间叙事"抵抗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促使我们进一步考虑了这种酷刑与人民之间的内在关系。酷刑在表面上是国家主义的专利，一如刽子手是国家公务员中的一种，但这酷刑戏剧终究是一种国家与人民合谋的节日，人民不仅是演剧的观众和拥有者，更是它的主权拥有者。人民需要一个这样的颂扬暴力的仪典，犹如需要一场古老的人肉祭来满足灵魂的需要。在这种仪式上，牺牲者（祭品），祭司（法官与刽子手）和观众（人民）结成了神圣同盟。人民目击着暴力在酷刑的进程中被实施，赞叹着鲜血、人肉的碎片、受刑者的痛号、姗姗来迟的死亡和照亮茫茫黑夜的火焰。
人民的暴力主义及其嗜血性，曾经受到鲁迅的痛切关注。在他的小说《药》里，为人民解放而做出"牺牲"的革命者"瑜"，就是这样一个人民暴力仪典上的受刑者，他在一个叫做"菜市口"的地点接受砍头的酷刑，而人民则在四周笑观与欢呼。一个肺病患者的家属向刽子手购买了蘸着受刑者鲜血的馒头，成为小说中最著名的细节。鲁迅企图藉此揭发人民的罪行，并对其进行严厉的道德宣判。鲁迅的悲悯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种伦理特征，它表达了在西方语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本朝人民的悲悯与轻蔑7。
所有这些聚集在中国民间的仇恨与暴力，正是滋养流氓主义的最强大的温床。国家与流氓互相敌视着，并且在这种漫长的镇压与反叛之中酝酿着种族内部的仇恨。在《檀香刑》里，拳民首领孙丙是近代流氓主义的一个模范符码，混合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江湖主义的复杂品格，为捍卫妻子的尊严杀死了对其施以调戏的德国技师，并被此后发生的德国士兵的大屠杀所激怒，揭竿而起，成为捍卫民族主权的英雄，却被无耻的国家宣判为叛逆者，接受了严酷的檀香刑。正如《水浒传》里的宋江和林冲那样，他是那种道德上无可指责的流氓。酷刑从一个残忍的角度塑造了他，使他获得了一种类似神明的气质。他的鲜血流淌在行将崩溃的帝国疆土上，散发着经久不息的伦理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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