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研究(4)
2013-10-21 01:13
导读：画的崛起与中西交流的密切联系。 史贝霖的意义并不光表现在玻璃油画的初露锋芒上，他作有许多布面油画。换句话说，他是清代由玻璃油画转向布面油
画的崛起与中西交流的密切联系。
史贝霖的意义并不光表现在玻璃油画的初露锋芒上，他作有许多布面油画。换句话说，他是清代由玻璃油画转向布面油画的重要代表性画家，这意味着清代中国南方油画由玻璃油画迈入架上油画阶段，从而大大加速了清代广州油画发展兴旺的进程，为19世纪广州架上绘画及其画家群的出现，起着开拓先行的作用。在布面上作油画肖像标志着史贝霖油画肖像风格的形成和成熟。
他的最早一幅布面油画描绘一位身份不明的英国军人，椭圆形画的背面标签上清晰地写着：“广州史贝霖之作，1786年12月1日。”此件作品用比较地道的西方古典油画肖像罩染法与透明画法绘制而成，若无画家标签，人们很难想象这幅油画出自中国油画家史贝霖之手。类似此作的还有《约翰·怀特船长肖像》、《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像》等。就史贝霖现存作品编年发展特征来看，他的油画大体上以1786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的油画与他在玻璃上作画有关，用笔比较拘谨，笔触磨得很平，装饰味很浓。大约从1786年起改在布面作画，技术得到迅速提高，这时的油画风格，呈现新古典主义特征，已注意到人物神情气质的表现，此种表现风格一直持续到他晚年，并且在表现技巧上显得十分纯熟老练。如他所绘哈斯堪肖像，脱尽东方人习惯线画法塑造人物的痕迹，达到与西方画家之作难分难辨的境地。
总的说来，史贝霖后期的肖像画在明暗对比的处理上并不强烈，却注意了脸部解剖结构的描绘，背景多以褐灰色或蓝灰色来表现，人像背光部位后面的背景有一浅色光晕构成他晚期肖像画的风格特征。这种画风一直延续到1820年代，如他的一些追随者奎呱作的《伯内阿·费奇像》，小东呱作的《佚名美国人像》，兴呱作的《海员像》，林呱作的《佚名外国男子肖像》等，表现方法均不出史贝霖左右，带有史贝霖肖像画风格烙印，因此这种肖像画风被称为“史贝霖画风”。所以，“史贝霖画风”是清代南方通商口岸架上油画的早期发展阶段。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自从1825年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定居澳门以来，中国南方通商口岸的油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具体表现为：1．钱纳利及其中国弟子们在粤、港、澳三地的艺术活动促进了广东油画的蓬勃发展，形成广州、香港、澳门三足鼎峙的油画艺坛格局；2．不但广东的油画肖像画风发生丕变，而且风景、人物画风也发生剧变；3．在钱纳利画风的直接熏陶与间接影响下，新一代中国油画家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在中国南方其他通商口岸的艺术创作活动促进了油画在清代南方沿海地区的发展。
钱纳利的中国高足叫林呱(传为关乔昌者)。1825年9月，当钱纳利踏足澳门时，他的朋友费龙在自家花园为他构筑了画室，并配备了助手为他收拾清洗画具，这名助手就是后来口七咤广东油画艺坛的名家林呱(关乔昌)，林呱本人也声称自己是“这位英国画家的学生”。钱纳利视“教学是最高的艺术”所产生的积极成果，是林呱在他的熏陶下成熟起来，林呱于1820年代为钱纳利绘制的写生肖像即是最好的证明。
尽管这幅肖像画得比较拘谨，但由于林呱把握住了人物结构与性情神态、明暗对比关系，作品显得扎实传神，具有钱纳利肖像画风范，因而林呱经过十几年的磨励能青出于蓝。1852年钱纳利去世时，有人在英文《广东邮报》上著文追悼时说：“钱纳利是一位不亚于托马斯·劳伦斯爵士的肖像画家。一个在广州的现代绘画流派，是钱纳利建立起来的，他的学生包括林呱及其他一些中国画家都画艺不凡。”
林呱{关乔昌)的确是一位画艺不凡的油画家，他自诩为“中国的托马斯·劳伦斯爵士”。他曾效法老师钱纳利把自己创作的油画肖像送到英国皇家学院、美国纽约阿波罗俱乐部、波士顿展出，其中在波士顿展出的油画有林则徐像和耆英像，因而赢得了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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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一位访问过他画室的法国人在美国艺术协会发表文章道：“今年夏天，我们看了波士顿图书馆的展览，有四至五幅中国达官显要的肖像画出自这位画家之手，但愿这不至使技艺纯熟的欧洲画家失宠。“事实上，林呱在艺术上的日益成熟倒真的“使技艺纯熟的欧洲画家失庞”，那就是他具有纯熟的油画技术。他的众多油画肖像，包括他的两幅自画像艺术品质之高，足与西方油画家媲美，难怪英国旅行家唐宁记叙林呱时会说：“他曾经是住在澳门的钱纳利的学生，受了钱氏的训导，足以使他按欧洲人的式样完美地作画。……大多数外国人花得起钱请林呱给他们画肖像，因为他们认为请中国人为自己画肖像，带回祖国会有格外价值。”
此外，林呱还擅长艺术经营，正如英国 人凡尼在他的《1848年中国和印度之旅回忆录》中写道：“林呱，华南著名的画家，……他有敏锐的商业眼光。……我理解他是个相当公平的画家，他不仅有葡萄牙和本地的顾客，也有广州和香港的欧洲主顾。“林呱不仅在广州设有画肆，1840年代又在香港开设画店，以“林呱，英国和中国画家”、“漂亮的肖像画家”牌号招徕中外主顾，具有很强的艺术竞争实力，故拥有粤、港、澳三地来华的欧美艺术消费者。可见，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一方面推动了欧美艺术赞助人对中国油画的消费，另一方面反而加深钱纳利对广东油画的影响，形成钱氏画风为主导的油画艺术新潮，因而导致19世纪中国油画“钱纳利画派”的兴起和油画风格的丕变。
受钱纳利画风影响的画家还有新呱和煜呱。新呱是一位活跃于19世纪中后期的风景画家，他作风景画喜欢借助近景与中景的明暗对比来表现水的明快流滑质感并拉开空间层次，达到重点描绘中景光线集中区域景物的目的。他早年的油画《辛西娅号离开伶仃洋》和晚期的《广州商馆区》、《里约热内庐海景》组画均采取这种形式处理画面，与钱纳利的《濠江渔歌》表现形式相类，色彩也酷似钱纳利的《濠江一渔船及渔娘》、《澳门半山风光》虽说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新呱与钱纳利有师承关系，然而作品的形式与色彩感觉已说明了一切。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煜呱的油画选材与新呱相似，多以粤、港、澳等地的港埠风景为描绘对象。在设色表现上，煜呱与新呱有别，他往往用黄紫或蓝紫釉染云彩，强调它们在不同中的色彩倾向，如在《黄埔船坞》中云彩偏蓝紫色，在《广州商馆区风貌》、《维多利亚城远眺》中则偏黄紫色。煜呱比新呱更加注重笔触与色彩效果造成的视觉冲击力，那漫天涌动的云层、波浪翻卷的海面，在他流转自如、灵活多变的笔触挥扫下气韵生动，质感跃现。这种重视风景色彩质感生韵的表现与钱纳利衣钵相承，只不过煜呱的笔触比钱纳利更加细腻传神，别具匠心了，以致于西方学者认为煜呱之作可与欧美风景画比肩。
如果说钱纳利对林呱、新呱、煜呱等人发生明显影响从而导致广东油画的兴盛广播和画风丕变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中后期对南昌、周呱二人的影响已大为衰减了。尽管南昌的油画《黄埔帆影》构图一眼望去近似钱纳利的油画《黄埔艇帆》，但南昌嗜好纯度过高的色彩作画，与钱氏格调异趣。
19世纪后期中国南方通商口岸的油画因受西方摄影术的影响，艺术品质江河日下。周呱的油画风景代表着这一新的倾向。五口通商之后他到上海发展，是上海开埠油画的先行者、开拓者。他绘制了一系列黄埔江风景，代表作《黄埔江外滩风光》，作风近于煜呱和新呱，具有致广大、尽精微的特征，精心于江面船舶的细致描绘。
不过，周呱显然缺乏钱纳利、新呱、煜呱风景画中常见的耐人寻味、引人入胜的景物情节，他热衷于自然地铺叙而忽略了景物的神彩意境的表现，象画照片似地流于匠作习气：这种习气，是中国清代晚期油画普通存在的弊瑞，如《上海的美国人居住区风景》、《黄埔江外滩风景》等均属此流。因此，当大批西方油画家涌入中国南方通商口岸时，清代南方通商口岸的油画家难以与之抗衡，故清末油画如日薄西山，衰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