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德里达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有(2)

除了哲学著作的阅读，德里达还阅读了大量法国近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诗、戏剧、文论等等，他开始加强了对"文学家"的研究。这样的阅读历程，为我们研究"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提供了可能。通过对法国的当代文学勒维纳斯、巴塔伊、阿尔陀等文学家的著作的阅读，也纷纷地加强了德里达对有着切肤之痛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再度产生了迷茫和怀疑。这种怀疑促成了他对于法国文学界的状况的不满，并与德里达从小由于"异质文化"而引起的"反叛"思想不谋而合。恩格斯说过，"愤怒出诗人"，而在中国"不平则鸣"也同样说明了，"痛苦"，尤其是精神上的"漂泊感"会促使作家拼命地阅读和"发愤著书"。

在这么多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中，法国现代思想家萨特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萨特作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兼有"哲学家"与"文学家"双重气质。这位在整个西方哲学界、文学界有着巨大影响的哲学家，对青年德里达也同样产生了重大的人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德里达后来消解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而且将一切的文本看成是"文学"的。因为西方的哲学是柏拉图在驱赶了"诗人"（文学）而导致的西方形而上学、逻格斯中心主义。德里达现在要恢复 "在场的形而上学"。萨特的文本的双重性，或者说将哲学重新恢复和归属于"文学"传统上来，成为德里达今后对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的文本双重解构依据所在。后来人们问起德里达自己的思想形成时，他总是提起萨特的作品，口气总是充满着恭敬。萨特的《什么是文学》中德里达获益极多。他顺着萨特的文学作品，又读了布朗肖（Blanchot，法国现代作家）、巴塔耶（Bataille，法国文学家）、阿尔托（Artaud，法国剧作家）等人的文艺作品；顺着萨特的哲学思路，很快接触到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特别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上这些，奠定了德里达后来作品的基本风格：写在文学与哲学之间。但是，从60年代初开始，德里达不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发现萨特式的提问并不充分，太形而上学化了……而且忽视了本世纪的其他作品，或者是他从未谈及的，如阿尔托；或者谈得很少的，像马拉美、热内。于是，德里达开始独立地提出问题，"文学"（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厘清"文学"与"哲学"两个概念在德里达的文学批评中的含义，也即我们前文提到"文学哲学化"、"哲学化文学"的写作）成为他真正研究的重要领域。

可见，这样的出身背景与学习经历，给他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可能，主要是潜意识的影响、向内的；然而，真正形成自己的思想，还是建立在对于胡塞尔、索绪尔、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的批判和吸收上，因而它是实践的、外在的。

(二) 胡塞尔、海德格尔、索绪尔等对德里达思想形成的影响

任何一个思想家的理论资源都离不开传统和当代的影响，德里达正是在对传统和与当代学者文学批评的争鸣中，丰富和完善了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体系[2]。从现当代这些哲学家、文学家身上，去探寻"思想"和"传统"对于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对理解德里达的思想的形成和它的理论内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从胡塞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找到"延异"

德里达思想的理论来源应该追溯到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一书[3]。在《几何学起源》的读解中，他不同意胡塞尔论述的"活的现在"的观念，他认为没有"活的现实"。所谓现实都是过去传下来的，向未来伸展，现实不可能留在"点"上，现实生活中没有零点。这表面看来是差异，实际上是"延异"，即非心非物的状态。这是德里达理论的一个基点。（在"差异"这个词的基础上，德里达创造"延异"这个名词，本文在下面谈他的批评实践时，将会进一步分析。）当理想对象进入历史时，也就是说，当它们被记载下来时，在什么情况下它们具有了时空性？这就涉及到胡塞尔核心问题，虽然胡塞尔的整个超验现象学探讨的都是这个问题，但它把一些问题--如语言的必然性--带入了"超验现象学"的方法不可能解决的争论之中。正如德里达所说，胡塞尔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写作逻辑对现象学的威胁"[4]。相反，德里达所关注的是"胡塞尔现象学不是经由思想而产生的公理体系"，也就是说，它的"'原则之原则'，即它的直觉主义、它给予活生生的存在的绝对特权、它对它自己的现象学语言、对超验话语的毫不关心"[5]。胡塞尔在《几何学起源》中已经见到，理想对象在作品中的表现就是它的理想形态。对胡塞尔来说，只有通过能够一次一次地活过来的书写、文献和语言，理想对象才能成为一种"耐久的实存"，一种"永不停息的存在"，在口头交流中它们是不可能成就这一点的。像几何一样的理想结构"沉默"在书写中，" 成为可以产生某种效果的内在力的交流"[6]。胡塞尔是认为"声音"相对于书写而具有形而上学的优先性；他的全部有关"活生生的在场"的理论都会迫使他得出这一结论。对他来说，"书写产品"或者说"沉默"永远可以转换为声音，都只不过是声音的复活。但是，"声音"与"语音"之间的断裂，最终迫使了"在场形而上学"与"语音中心主义"（或曰"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分离。

"符号"是胡塞尔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的符号理论，在语言、文本和解释这些词的使用上，与这些词在我们当今的用法上没有什么关系。他的理论主要是从逻辑学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语言，把语法主要看成是逻辑的。他的符号理论假定表达与意义之间是完全一致的。而德里达认为，传统的历史观是将历史看作意义的历史，存在的世界才是意义的世界。而意义的历史就是显现的历史或历史的显现，总之是"presence"。这是将物质性的实实在在的历史当作精神的意义的历史。德里达要破除的，是这种永恒的不间断的精神的意义历史观，而不是要取消意义和历史，他要表明这种不间断的精神的、思想的历史，是一种先验的幻象，是逻格斯中心论的结果。正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部分所说的那样，表达并不是某物的符号（象征或标记），而是具有不容许歧义的理想意义的。"我们人类的境域"是"一个基于完全可以相互理解的表达能力的共同体"。在这个境域之内，"每一个人都可以把周围的每一件事物描述为客观存在"。"客观世界从一开始就属于所有把'每一个人'都视为一个世界境域的人"[7]。但是，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他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了激进的改造。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把转向"与时间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幻觉"视为一种纯粹的浪漫主义，一种对"前历史的"和"神话的"经验的兴趣。这样，胡塞尔忽略了"实际问题"，没有看到一切"事实都发源于普遍的本质的人类状态，在其中，贯穿在所有史实之中的目的论原因明显可见。"他在此所思考的问题涉及了"历史的总体性以及最终给予历史统一性的总体意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