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德里达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有(4)

（3）从索绪尔"符号的系统"到"差异的系统"

索绪尔谈到的"僭越"，即文字在代替自身的根源，代替不仅会产生其根源而且从它自身产生这一根源的东西时使用暴力（对权力的颠覆），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常。这里面就产生的"语言"的"差异"。"语言"在索绪尔这里被界定为一种符号系统。因此，德里达称"符号学的索绪尔派"，是现代符号理论的典范，这种类型的符号学既包括20世纪初随着费狄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而产生的符号学，也包括它后来在法国结构主义中的众多重要代表。这种"符号学"在反对传统的符号理论时起着"绝对重要的批判作用"：它表明"所指与能指是不可能分开的，所指与能指是同一个产品的两个方面"，用索绪尔的话说，是"一个双面的统一体"。索绪尔强调"符号学功能的差异特征和形式特征"。[19]即德里达的"差异"的"书写"概念。

但是，他并没有质疑"非直觉的本质的可能性"，"像胡塞尔一样，索绪尔从目的论上将这种非直觉的本质视为危机。关于书写符号的空洞的符号论（比如在数学技巧中）对胡塞尔的直觉主义来说，意味着使我们远离意义的明确证据，也就是说，远离所指在其真理中的充分呈现并因此开辟了危机的可能性。这就是逻格斯的危机"。[20]也就是说，索绪尔的"系统语言学"并没有找到"最初的文字"，他将"书写符号" 的系统建立在"空洞"的"符号论"上，在德里达看来，这样的"言语系统"无疑成了毫无根基的"高楼大厦"，无论"符号系统"多么富于数学上严密和逻辑性，但终究陷入了新的新的二无对立的"西方人种主义"，或者说是"语音中心主义"。

索绪尔"语言和符号学"理论的图式，其用差异和关系来说明语言行为，正可视为"解构主义"，也即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语言观"的先驱。对于索绪尔来说，声音只有当它们用以表现或交流观念之时，方能算是语言。而语言的中心问题便成了符号的性质：什么给了它符号身份，并使它作为符号发挥功效？所以每一个符号不是由基本特质，而是由使它与其他符号区别开来的"差异"所界定，语言因此被认为是种"差异"的系统。同时，区分了作为一差异系统的语言和使这一系统成为可能的言语行为；系统内部句法关系的差异和词形关系差异的区分；作为任何时间截面上一个系统的语言研究（共时）和不同历史阶段诸要素之相互关系研究（历时）的区分；以及作为符号两个构成部分的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如此等等，德里达注意到索绪尔语言系统中唯有差异，没有定项的著名论断，指出按照常识，人们毫不怀疑语言是由作为实体的词汇组成，它们一起形成一个系统，由此获得互相之间的关系。但是，索绪尔对语言单元的性质分析，却导向相反的结论：符号系某一差异系统的产物，它们不是实体，而是差异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看，语言并不是一个同一系统，而是一个"差异系统"。

大卫·沃特（David Wood）为我们总结了德里达与索绪尔之间的三点关系： "第一，德里达广义上同意语言对语言使用者所具有的优先性；第二，德里达认为，索绪尔对符号（sign）的解释与他赋予言语（speech）对书写（writing）所具有的特权不一致；第三，他挪用了索绪尔的符号的区分性（diacritical）理论，这一观点认为，语言（language）只是一个差异的系统。"[21]显然，德里达的关于语言学科的"文字学"是在索绪尔的系统的"符号语言学"的"肩膀"上前行的。没有索绪尔的对于言语的"差异的结果"的深刻阐述，德里达就不可能找到"差异的系统"，这样的"文字学"，也是与德里达的"延异"与"解构"的核心思想下生成和向前推进的。如果说" 延异"是不仅满足于"生成的意义"，而是要不断地去补充、找到"书写"的之间的"痕迹"，那么解构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具体操作的"解--建--构"。而我们后门讲的"文字学"变成了一个"新的学科"，俨然成了如胡塞尔、索绪尔等人一样的语言体系，恰恰不是体系的"新语言科学"，它是一个"差异的系统"。

可见，在胡塞尔的精神现象里，德里达发现了"延异"；在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本体论"中，德里达构建了新的"解构"内含；而索绪尔的"系统语言学"思想又发展成了德里达的"差异的系统"语言观，这样的思想资源为后来德里达的"文字学"批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其它的哲学家像弗洛伊德、列特·斯维劳斯，以及同时代的当代法国文学家萨特等人也同样对德里达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逐一论证。总之，德里达本人的思想极其复杂，而且他对于前人思想的吸收也是"为我所用"，别人对于他的影响可以说是择其一的，而不是一种系统的、学派的。而这一点，也许成就了作为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德里达。

(三) 从"在场形而上学"到"解-建-构"的语境

很明显，我们考察了德里达的童年经历、在法国巴黎"高师"的求学经历，以及从哲学家、文学家那里吸取思而生成了德里达的"知识背景"，最终形成了从"在场形而上学"的哲学转换成"延异"的哲学，并且形成了"解-建-构"的语境。

在解构理论家看来，意义的终极阐释始终是缺席的，因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只能是一种缺席的在场（presence），正是这种缺席的在场致使意义得以不断地延缓。美国著名的女学者斯皮瓦克在仔细阅读德里达的著作后指出，德里达"对在场并不抱怀旧的态度，他在传统的符号概念中窥见一种多样性特征……对于在场来说，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怀旧才使这种多样性得以成为一个统一体的，其实现的方式就是宣布符号引出了所指（signified）的出场"。[22] 而能指的不确定和所指的多重取向，以及这二者之间的相互滑动，便导致了终极意义的不可能获得，这就是解构批评家对文本阅读和阐释所抱的态度。胡塞尔的"在场"是"现时"的同义语，但"现时"都是由过去传承心理，而且必定要向未来伸展。"人们能通过多种领域，运用各种主题和证据明了胡塞尔揭露蜕化的形而上学的所有错误和堕落的唯一恒常的动机：它永远是在理想性的真正方式面前的一种失明，这种失明存在，它能够不定地在自身在场的同一性中为了同一性而被重复，即使它并不实在。不是在幻想的意义上而是在能够接受一些名称的另外一种意义上讲，它不是实在的，它是非实在的，它的可能性将使我们可以谈论非实在性、本质的必然性、作为对象的意识、可认识的对象以及一般意义上的非世俗。这种非世俗因为不是另外的世俗，这种理想性因为不是从天而降的在者，那根源就永远是在者的创造活动的重复的可能性。为了使这种可能性能够理想化地向无限开放，就必须有一种理想的形式来保证这种不定性和理想化的统一：这就是现在，或勿宁说是活生生的现在的在场。理想性的最终形式就是人们在其中可以提前或回忆整个重复过程的形式，理想性的理想性是活生生的现在，是超验生命的自我在场。"[23]但是，"现时"不可能留驻在一个点上，它是过去的继续，是未来的预设，而自我在某一种现时态的"在场"中掺入过去和将来的因素，并同总是形成"差异的运动"，无疑就是一种兼及时间和空间的"延异"。同时，在《声音与现象》一书，德里达还提到"意谓"、"能指"、"所指"等一些符号，在他看来，符号久被认为是替代了事物本身，无论这个事物是实在的客体也好，还是抽象的概念也好。所以符号是在事物的"缺场"之中，再现了它的"在场"。当人不能直接把握事物，言说在场，当在场无以直接呈现自身，便有符号登场，转弯抹角来达到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符号"，便是延宕了的"在场"。所以，符号介于"缺席"和"在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