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德里达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形成，有(3)

可见，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符号"的数学化和逻辑化导致了它与"意义"的"差异" ，在胡塞尔那里，"书写"被弱化，次级化。德里达将语音中心论提到表面，将"言说"与"书写"的传统区分，归于在场形而上学的确定性追求。德里达认为"书写"，恰恰是一种"延异"的痕迹，从不曾比"言说"次级，但也不是要将书写代替言语的位置。他要在"延异"的张力中，给予意义的"源初性"，"而无源 (non-origine)才是源初性的"[9]。这个意义已不是绝对自身同一的"永恒真理"，而是生成与生成的延缓、耽搁。然而，"延异"基础上的意义如果能给予我们一种解释的自由，那么这自由既带来了多元的意义、历史，同时又极易消解相对稳定的意义和历史。这样的过程就是"解--建--构"的过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还能不能相互谈论意义和历史？因为意义和历史随时都可能崩塌，它们成了建基于沙滩上的大厦。意义与历史毕竟要在人们的普遍视域中，才成其为主体间的意义和历史。在反本质主义的同时又极易滑入相对主义是后现代哲学的顽症，德里达也概莫能外。

（2）从海德格尔的"解构"到德里达的"解-建-构"

德里达之所以提出"解构"这个概念,起初是针对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解构)这一概念。Destruktion在德文里具有从结构上、本质上进行摧毁、捣毁和毁灭之义。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开始，就提出了一项"解构本体论的任务",试图利用Destruktion(解构、解析)来克服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直到尼采为止一直点统治地位的 konstruktive(建构的)形而上学。然而，海德格尔的"解构"，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本体论进行解析或者批判，尽管，他说这一解构不要认为是摆脱本体论传统的消极任务，其实"这种解构工作只是要标明本体论传统的各种积极的可能性"。[10]而德里达的"解构"显然，既要"解"（De），又要"建" （Con），于是在德里达的文学批评中又多了一个新词"解构（Deconstruction）"。

我们先看看德里达与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认识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海德格尔对德里达的影响。在德里达看来，真正把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解放出来的正是尼采，而不是海德格尔。对于尼采，德里达与海德格尔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德里达让尼采进入了"游戏"。人们要想在存在的最终结果中思考存在的真理而不是西方的"存在与存在者差异"[11]所左右，就应该"沿着尼采的路线而不是海德格尔的路线行动" [12]。德里达立即又补充说，这一步骤"在当今无疑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可以揭示它是如何酝酿的"[13]。显而易见，这个尼采不是海德格尔在讲座中所构造的那个体系化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以前并不为人所知的解构能力的尼采。海德格尔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即关注他的哲学的"可能性条件"、他的"结构性原则"，也就是说，家园、邻近性、存在、在场以及认同原则。与此相反，尼采是一个教导我们思考"差异"，学说不同语言和同时创作不同文体的思想家："尼采提醒我们，如果风格存在的话，它一定会是多元性的"。[14]而海德格尔用Destruktion(解构、解析)还不够，因为这个词只表示否定，而没有肯定，因此德里达提出De-kon-stuktion，即"解-建-构"的哲学。

当然，在海德格尔这里，德里达不仅找到了文学批评中运用的"解构"概念。而且，他又要彻底地打破传统"本体论"意义的"形而上学"，在"解构"意识的支配下，寻找真正的"书写"，从而替代"逻格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要找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依附点，在德里达看来，这是一个"抓点"。在所有这些依附点中，"存在者状态--存在论状态的差异作为差异的最终规定――无论它对这一阶段来说是多么必要和关键，奇怪的是，在我看来，它仍然处于形而上学的控制之下" [15]。在这儿，海德格尔所谓把古代本体论流传下来的内容解构为一些原始经验，乃是"对传统的概念语词进行思维性的追溯，追溯到希腊的语言，追溯到语词的自然词义和其中可以发现的语言的被隐蔽了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实际上乃重新唤醒了希腊思维及其使我们感染的力量。"[16]但是，这种对于"本体论"和"存在意义"上的追寻，无疑又形成了新的"语言学的霸权"，在德里达看来，只有"涂改(rature)是一个时代的最终文字。在场的先验所指隐没在划痕之下而又保留了可读性，符号概念本身被涂改而易于阅读，遭到破坏而又清晰可辨。这种最终文字也是最初文字，因为它能给存在--神学给在场形而上学和逻格斯中心主义划界"。[17]

同样，德里达在1964年的论文《暴力与形而上学：论E. 勒维纳斯的思想》中说道："《存在与时间》可能只支撑了一个论题：即存在是不能与对（作为时间展开的）存在的含括分开的，存在已经就是对主体性的呼唤。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至上并不依赖显见之理：要认识在者，就得已经理解那种在者之存在。肯定存在对于在者的优先性就已经对哲学的本质做了表态，就是将与某人这种在者的关系（伦理关系）服从于某种与在者之存在的关系，而这种无人称的在者的存在使得对在者的把握和统治成为可能（即服从于一种认知关系），就是使公正服从于自由……一种在大写的他者核心处保持大写的同一的方式。"[18]海德格尔"解构"了以往的"本体论"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但又形成了"存在意义"的"形而上学"，使一切的"解构"服从了这样的"公正"和"自由"。而这样的"解--建--构"何来？德里达反复地强调，应该将"语言"看作"书写"，言说的语词是业已中断的符号，在本体论不可归的路上，被失去意义的语词本身并不作为单个的语词存在。而是一个"差异的系统"。

这就让我们回到对索绪尔的语言的"僭越"，看德里达对"语言"怎样进行"僭越"，并且发现自我"在场"和"书写"这一重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