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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和艺术领域的“语言转向”
西方现代哲学曾发生了著名的“语言转向”。但克罗齐第一个把语言纳入美学领域就已表明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语言转向”。语言地位的上升与现代文化越来越编码化紧密相关：只要现代社会的主导性力量是不断肢解自然并对肢解后的碎片进行符号编码，只要人的经验知识形式彻底被符号编码的知识形式所取代，自然物和人的活动就会被符号编码的系统所遮蔽，“语言问题”就变成现代文化和哲学的关键问题。因此，现代文化中的“语言问题”不是对观察到的事物提供语言描述的问题，也不是把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问题，而是关于思想与认识的普遍形式和基础问题，即语言对人的活动的基础性和优先性问题。
参与哲学领域“语言转向”的有三个思想路径：一是“语言分析哲学”，一是现代语言学本身，一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语言观。就语言学本身的发展而言，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被20世纪初的结构语言学所取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完成这一转折的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结构语言学使得关于语言的意指问题转向了语言的共时性结构问题。它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语言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系统，这个自足独立的结构不受思想和事物的左右，而是思想和事物受语言结构的左右。就“语言分析哲学”而言，它把康德关于建立认识论的心理模式问题转移到了思想和认识的表达的普遍形式问题，因此，它企图从语言中揭示思想表达的普遍逻辑形式和规则，以为有了这种普遍的逻辑形式和规则，我们就能表达出确切的思想内容，就像数学语言那样。这样，它就使认识论的问题变成了表达的语言规则问题。虽然后期分析哲学放弃了这种在语言中寻找普遍逻辑形式的企图，但研究日常语言的表达却仍然是它的基本的思想。就海德格尔的存在语言观来说，他更为彻底地抛弃了工具论的语言观，认为语言在本源上是存在性的，是原诗，语言是存在之家。因此，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说我们；不是我们的思想决定我们的语言，而是语言决定了我们的思想。这样，他就把语言置于了首要性和优先性的地位。这三种不同的思想路径之间虽有诸多差异，但共同的思想倾向却是：1，把语言置于思想和认识的基础地位，我们不是先有思想和认识，然后再用语言来表达，相反，是语言规定了我们的认识和思想；2，语言有其独立自足的形式或结构，它是独立于思想和认识的，同时也是独立于认识或思想的对象的，不是事物的存在决定了语言，而是语言构成了事物的存在。3，语言成了我们的直接现实，而自然和现实却被语言符号所覆盖。这不仅意味着主体的地位被语言结构和系统所取代，意味着语言结构和系统对整个人文学科的覆盖，而且意味着原来由主体承载的无意识转而交由系统、结构来承载，系统和结构成了无意识的家园。福柯认为，伴随着“语言问题”地位的上升，不仅语言学自身由原来用意指与系统、结构之间关系所描述的运作模式，转向了抛弃意指而单纯用系统、结构来描述的运作模式，而且心理学、经济学也从原来的功能与规范、冲突与规则的模式转向了单纯由规范、规则描述的运作模式。[2]（13-15）总之，哲学领域的“语言转向”，其实质就是摆脱思想和认识的意指性，把符号或语言从与事物的关联中解放出来，从而使思想和认识在语言自身的结构中运转。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其实，美学和艺术领域的“语言转向”孕育得比哲学领域的“转向”要早。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领域的“语言转向”，最早的踪迹应追溯到对“绝对音乐” 的思考。因为“绝对音乐”没有任何的模仿性，它也不指涉任何外在的事物，它只关涉到自身，这样，它就被看作是对立于意指性语言的另一种符号形式。由于音乐的非指涉性特性，黑格尔贬抑音乐而抬高能表达概念的语言和语言的诗，但叔本华和尼采却正因为音乐的非指涉性，把音乐看作纯粹意志的语言，音乐不是指涉意志，而是意志的直接言说。对“绝对音乐”的思考成了转捩点，它促发了19世纪末对文字语言和其它过去被看作是模仿性艺术的重新思考。这一思考集中体现在“ 一切艺术都倾向于音乐”美学追求中，它的核心是，一切艺术都应像音乐那样，只以表达自身为目的，而不以表达外在事物为目的；艺术是在其形式的相互关涉中自足形成，而不是通过意指外在事物而形成。这一思考首先在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那里扭转了对文字语言的看法，认为诗歌只表达语言本身，而不表达它之外的任何事物。这一信念导致了现代主义艺术语言的根本革命：1，追求自足独立的艺术形式；它的形式不是来自外在世界，而是自身构成的；2，这种自足独立的形式有其自身独立的意味，而不是通过意指外在事物来获得意义。3，语言也是一个自足独立的结构，这种结构主导了言说意义的形成。这种对语言的看法彻底改变了启蒙主义的工具论语言观，语言变成了自足独立的结构系统，由语言构成的文学成了自身封闭的“文本”。这种形式-构成主义思潮是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领域“语言转向” 的根本方面，它的意旨就是摆脱艺术的意指性，从而转向其自足独立的形式、结构和系统方面。这样，在现代美学和艺术的领域，也同样发生了福柯在心理学、经济学和语言学那里所揭示的转变：由功能与规则、冲突与规范、意指-表现与形式结构的辩证关系方面，向单纯描述规则、规范、系统和结构的方面转换。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的文本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和卡西尔、朗格的“符号形式的哲学美学”，就是进行这一转换的代表。在此转换的过程中，美学话语是在“表现” 与自足独立的形式的关联中展开；当此转换完成后，“表现”的概念就消失了，美学话语则使用诸如文本、结构、横组合和纵组合关系等来言说。语言成了美学和艺术话语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