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方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的构成力(4)
2013-05-02 18:07
导读：到20世纪后半叶，美学和艺术领域的语言转向与语言分析哲学、结构语言学和存在语言观汇合，美学、艺术便被整个地建立在了语言符号系统的基础上，成
到20世纪后半叶，美学和艺术领域的“语言转向”与语言分析哲学、结构语言学和存在语言观汇合，美学、艺术便被整个地建立在了语言符号系统的基础上，成了语言囚笼中的活动：
写作变成了“不及物的”，仅仅是符号性
写作；
想象也不是针对物象的，而是符号性
想象；观赏也是符号性观赏，是在能指之间不断转换……因此，美学和艺术领域的“语言转向”彻底改变了其话语构成的普遍基础和模式，不仅语言成了它们的核心论题，而且它们讨论任何问题都必须建立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以致于每一新理论和批评派别须得形成自己的语言观，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拉康的精神分析、福科的话语理论、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都是如此，甚至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也是建立在语言理论的基础上的。应该说，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中的“语言转向”成了它的精髓。
“存在性境域的显现活动”之形态转变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美学史和艺术史的巨大变迁，就会放弃关于存在着“美的本体”、“美的本质”或“客体美”的说法。美学史和艺术史中存在的不是对“美的本体 ”的不同阐释，存在的只是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存在性境遇的显现活动”以及此“显现活动”所达成的不同的“意蕴”。某种历史语境的“显现活动”所达成的“意蕴”，可以被命名为“美”，但其它历史语境中的“显现活动”所达成的“意蕴”，却不一定能用“美”命名。
如果大家回顾一下自康德以来西方美学和艺术话语中的一系列对立范畴的频繁出现，就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第一个是康德的“纯粹美”与崇高的对立，显然，崇高突破了“美”的话语构成语境，进入了一个“反合目的性”的领域。第二个是席勒的“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的对立；第三个是尼采的“酒神艺术”与 “日神艺术”的对立：“日神艺术”的纯粹观审的、清晰的形式，就是“美”，但“酒神艺术”作为非理性强力意志的充溢，是“美”、甚至崇高所不能容纳的。第四个是沃林格的“移情”与“抽象”的对立。沃林格没有像立普斯那样把“移情”作为审美活动的普遍的、恒久的方式，而是把它作为古典时代的方式；他所说的“抽象冲动”其实只有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构成。第五个是荣格的“心理学型艺术”与“幻觉型艺术”的对立。“心理学型艺术”适应我们的经验范围，但是“幻觉型艺术”则超出了经验的范围，直接把我们推入了“无意识的深渊”，使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美的陶醉，而是恐怖。显然，这些对立范畴中的前项属于“美”的范围，而后项却不再能用“美”来描述。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向古典“美”举行的告别仪式，也是现代历史语境中“存在性境遇的显现活动”所形成的“意蕴”的加冕仪式，在这个过程中，“美”的概念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因此，我主张用“存在性境遇的显现活动”来取代广义的“审美活动”。“美”这个概念是在古典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它主要指身体劳作与物之物性的“交互转让” 所达成的“形式合目的性”快乐，已经不能用来描述现代艺术活动。其实，广义的“审美活动”在更为“源初的”意义上，指的就是“存在性境遇的显现活动”，这种“显现活动”要比“审美活动”来得悠久、古老。原始人的
舞蹈、石器、岩画，甚至埃及金字塔、希腊神庙和神话等至今闪耀着的“光环”，并非纯粹“审美活动 ”的结果，而是“存在性境遇的显现活动”的产物。所谓“存在性境遇的显现活动”，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存在性关系所形成的境遇，以及对此“境遇”的直接呈现。这里的“存在性境遇”指人在实存中“去成为……”的过程中与其他存在者所形成的关系，它是非认知的。它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性，它是随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而非绝对的和固定不变的；一是关系性，它不可能由任何一个方面单独构成，而是在天、地、人之间的交互敞开中达成的交互呈现的“场”或“氛围”。所谓“显现活动”，指“存在性境遇”的自身呈现、或“诗性道说”。此“呈现”或“道说”就是一种“去存在”的自身刻画和建树。这种“显现”或“道说 ”所达成的“意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是不同的，或者是物-我契合无间的“美”，或是失败的悲剧，或是争斗构成的崇高……
如果传统“审美”遵循身体劳作与物之物性之间“交互转让”的有机原则，那么，现代美学和艺术不再遵从此“交互转让”的有机原则，而是以主体对物的支配和符号编码的强力活动为其言说的历史-话语逻辑。所以西方近代美学首先揭示了另一种“存在性境遇的显现活动”——崇高，它是上升到主体地位的“人”对“反合目的性”力量的征服所达成的“显现活动”，其典型特征是把对人构成否定的力量进行辩证转换而获得对主体的肯定。把否定性力量直接纳入“存在性境遇的显现活动 ”中，置于辩证转换的关键环节，是崇高对传统“审美活动”的最大突破。浮士德与魔鬼签约然后征服魔鬼、把魔鬼的力量归为己有，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崇高。崇高是主体崛起时代的“显现活动”所达成的“意蕴”，但它不是“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