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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朱苏进的小说中,没有为“碌碌世人”保留一个视角,相反却习惯性地给予孟中天们道德豁免权:“我承认,我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好人。不过,这个世界是由好人和坏人共同创造的。历史对人的评价,不是依据他好或坏,而是依据他创造了多少。我的政治生命早已结束,我无法使死去的人复活,也无法把贞洁重新还给女人。这些问题我考虑过一千次了,我只有一个选择:在我有生之年,彻底解开地表的奥秘。我想,这比一千个人性命,一千个女性贞洁都更贵重,这就是我的补偿。但我又不是为补偿罪过而工作,那只是个很渺小很美好的感情。我工作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当然,叙事学告诉我们:叙事者不等于作者,但是,精英与天才的逻辑在小说中占据着如此强力核心的地位,他们的自辩理直气壮,而周围人(比如“我”、韩小娓)根本无法与其展开平等而有效的对话。其实,小说中对孟中天们的倾力关怀与作家对天才、智者、精英与弱者、庸者、碌碌世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体的。在此,我们且不说智慧只有通过恶之花来展现(“历史对人的评价,不是依据他好或坏”)是不是过于狭隘、绝对,就只针对孟中天的辩解逻辑而言——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那么碌碌世人的生存(“一千个人性命,一千个女性贞洁”)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牺牲、勾销——这其中会引发的危险显而易见(我们看过太多以此为借口而发动的灾难、浩劫),更何况,文学往往是站在这样的一种逻辑的反面,由此构成的文学传统漫长而优秀。在《分享张承志》一文中,朱苏进表达了对他心爱作家的尊敬,不过,他“分享”的只是张承志凛然的“决绝之勇 ”,而无法体会到后者俯首皈依衣衫褴褛的哲合忍耶时的谦卑博大。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Ec.cn发布)
当作家将碌碌世人及他们琐碎的欲望删削尽净之后,由此得到的清晰、明快的图像,到底是揭示了历史的“本质”,抑或是对历史草率的简写?当与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相沟通的意愿、实践付诸阙如的时候,我们到底如何评价天才、精英们的历史贡献?其实,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就是从一个超脱于庸众围困而独自觉醒、自认揭穿了历史本质的“狂人”开始的,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天才、精英。对于《狂人日记》的理解众说纷纭,我比较信任这样一种读法:“‘超人’式的‘精神界之战士’,意味着从身在其中的世界中脱离出来,独自觉醒,然而,这是一种‘尚未经过将自身客体化的觉醒’,处于脱离现实世界的状态,因而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无从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因此需要获得再一次觉醒,回到社会中来。狂人的‘我也吃过人’的反省就是这样的第二次觉醒,获得了这样的‘有罪的自觉’,个人的主体位置就降落到现实的境遇中。”{12}由此我们来看《接近于无限透明》中李言之对李觉的评价——李觉在精神病康复之后变成了李言之,这无妨视作一种微弱的自我质疑——就不禁会感到意味深长:
那个李觉,怪人哪异人哪。……一大堆灵感都会叫人拾了去,自己做不出一桩事。他那种人天生就不是做事的人,是编织幻想的人,是个终日拈弄诗意而又不写诗的人。他每一个灵感哪意念哪,在正常人看来都带有了不得的异见,沾上一点就大受启发,别人拿去就能闹出大动静来,偏他自己不行。
天才与精英们,只有从浪漫的骄傲与优越感中自我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才能成为一个对他所身处的社会现实及其历史文化境遇,真正负有自由责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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