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 地(2)

    多方力量“协商”的重要成果是“经典”构成元素的多样化，也就是说，“经典”不再纯粹是精英文本的“经典”体系，而是成了“收藏”包括精英文本在内的多种文本形式或种类的“仓库”。在这个“仓库”里，“经典”的“功能”得到突出的强调，或者说，文本主要是靠自身的“功能”而不是权威的支持而获得“经典”地位的。至于“经典”的功能，查尔斯·阿尔蒂瑞有过如下论述：
    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教化性的（curatorical）：文学经典蕴藏着丰富的，充满复杂对照的准则，它创造用以阐释经验的文化语法。但是，考虑到典范性的材料的本质，我们不能将教化性的功能仅仅看作是纯语意的，因为经典还包括价值——这种价值既存在于被保存的内容也存在于保存的原则。因而，经典的另一基本功能必须是规范性的。因为上述功能是彼此关联的，所以经典不能被表达为简单的教条，相反，作为辩证的来源，经典辨明了我们为了获取富于对比色彩的语言所需的差异，并提供了当我们支配这语言时我们自身所形成的模式，功能的相互关联转而适用于这两种基本模式，每种模式分别显示出文学作品的不同维度。经典为我们提供在文学形式内部运作的范例。经典是收藏发明的仓库，是对我们在一种文体或风格中向更远处推进的能力的挑战。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之中，技巧不仅是其自身的目标，也是强化文本提供一种有意味的姿态的能力的方式，它使我们得以接近非文本的经验。所以在训练我们寻找功能关联的方式时，经典除确立了保存技巧范例的模式外，还确立了智慧的模式[1] 。

    而正是在查尔斯·阿尔蒂瑞所论述的“经典”功能的意义上，中国学者李勇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经典’学习到该文化中一整套相关联的‘处世’经验与‘智慧模式’。就文学而言，它既提供技巧范式，也提供向‘更远处推进的能力的挑战’。这样看来，一种文化中的‘经典’应该是多样的，我们说不上哪一种作品哪一天会派上用场。因此，最好办法是把‘经典’当成‘收藏发明的仓库’。这个仓库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通俗学’这一大类”，并且还进一步指出，“就‘经典’的功能来看，如果说要让一部现代‘经典’很好地发挥其‘文化语法’与‘智慧模式’的功能，选择‘通俗文学’作品也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属于广大市民的 ”[3]。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里，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是合乎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的，也是合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及文本创作的需求的。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里，经典文本已经不能等同于精英文本。精英文本有着自身独特的以“创新”为标志的尺度，它也许也有很少量的模式因素，但其文本的创作宗旨与根本指向却完全在于独创，在于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它是创作个人化的结果，是创作者独特个性的表达。而经典文本在一定的意义上，不是创作的结果，而是历史、社会、文化的产物。也就是说，经典文本不是哪一个作家创作出来的，而是由创作者、接受者、社会政治与文化权威以及特定的历史或时代需求等力量共同推举出来的“排行榜”的榜单。在这个榜单里，有“创新”性的精英文本，可能也有“通俗”性的民间文本和“程式”化的大众文本等。也正因如此，“经典”才能成为“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用以保存各种文本的“技巧范例”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可见，经典文本，在现代社会里，已经由传统社会里的“经典文本＝精英文本”的概念界定，转变成为一个“经典文本＞精英文本”的概念范畴，而后者显然较前者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宽广的外延。这种转变使得“经典”一词，不再是“精英文本”的代名词，而成了一个涵盖包括精英文本在内的各种文本形式的典范性作品的整体性概念；它的意义“ 所指”，也更倾向于作品“公认的”、“典范的”功能。因而，今天的“经典”，已经添加了更多的文本收藏及展示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见，本文所谓“经典”，并非大众文本内部的经典之作，而是大众文本与精英文本共同的“经典”，即将大众文本与精英文本放在一起所确立的经典文本目录。这个目录因为收藏了各种文本形式的典范性作品，而成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特征、一个民族的智慧模式以及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的象征。这个目录，不仅是诸多专家学者向社会隆重推荐并加以精心注解的作品选本，而且是被写进文学史供学生们学习的 “必读书目”，因而它是得到了一个社会从权力机构、知识阶层到普通平民等各界认可的文本集群。大众文本只有进入这样一个目录，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才算真正走向了“经典”。而前文所列举的金庸、卓别林、约翰·福特、希区柯克以及柯南·道尔等人的大众作品，所走入的正是这样一个经典目录或名单。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金庸不仅被排到了中国20世纪文学大师的座次表中，而且对其武侠小说的分析被作为一门课程开到了中国最著名大学的讲堂上。在英国，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不仅成为世界上“除了莎士比亚和《圣经》”之外，“人们研究最多的”大众文本形象，而且已经“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歇洛克学’”[4]，在国外一些专门的福尔摩斯研究中心进行研究，并在一些著名大学的课堂上加以讲授。约翰·福特、希区柯克等人及其作品走入“经典”的经历，也大致如此。

    当然，能够被经典化、成为“经典”之作的大众文本，只是数不胜数的大众文本中的极少数作品。而且，这些极少数大众文本往往还必须具有某些特别素质，才能够得到“经典”的提名。关于这些特别素质，有研究者指出，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说大众文本之所以能够被经典化，是因为达到了三条“经典”标准线。其中首要标准是“作品本身要具有较高价值”，即作品要具有“时代感”，要具有“生动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