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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式”中创新的大众文本，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文本。而随着一些雅俗共赏的大众文本走进“经典”，大众文本无疑也开始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与认可。尽管这种认可还仅仅是初步的，是更多用精英文本尺度或标准所作的文本衡量，着重挖掘的也是大众文本中有关“创新”的那一面，或者说被“创新”之光所照亮的那个文本表现区域，至于大众文本中的“程式”因素或有关“程式”的那一面，则被遮蔽或忽视了。这一点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论述“通俗小说”的文字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说，“最关键的一点，是通俗小说在整个文学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它自身的价值。讲清楚李涵秋、张恨水乃至金庸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清楚他们的创作跟整个小说思潮的关系，他们作为通俗小说家对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这才算触及问题的实质”[5]。而就在这种忽略大众文本“自身的价值”的理论观念与实践批评中，“程式”——这个大众文本最重要、最具本体性的文本特点，成了一个被有意无意遮蔽的批评“盲区”。这个批评“盲区”只要还存在着，就说明一些大众文本走入“经典”的事实就还属于偶然的、特别的现象，大众文本也还没有真正得以被与精英文本同等对待，依然还在学术理论界处于弱势地位。
事实上，不认可大众文本的“程式”，就不可能真正认同大众文本。因为大众文本的“程式”与大众文本本身是浑然一体的，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摒弃了大众文本的“程式”，就等于摒弃了大众文本。因而，那种对大众文本的“程式”视而不见或者不屑一顾的研究者所作的大众文本研究，在本质上并不是对于大众文本的真正的科学的探究。他们将某些大众文本“经典”化，只是在“拔高”大众文本的前提下为他们的精英文本体系又选拔了一名符合当代文化价值取向的新成员而已，而在选择与评价“经典”的尺度与标准上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目前不少情况下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不过是一种准“经典”化，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它与我们理论设想中的那种真正将大众文本视作一种不可替代的文本种类并予以认同、收藏的“经典”体系比较起来，还有不短的距离。
然而，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繁盛和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大众文本的地位必将得到不断的提升，那种真正将大众文本视作一种不可替代的文本种类并予以认同、收藏的“经典”体系，也必将在某一个时候被建立起来，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坐标和各种文本发展的一个示范。在这个“经典”体系里，文化类型不分贵贱，平等是其精神；文本不论高下（此处的“高下”与文本质量的优劣无关，而是就文本的不同特点而言的），大众文本的“程式”与精英文本的“创新”得到同样的认可。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和哪一类文本，只要它们表达了人类（无论是“大众”还是“少数人”）的心理诉求，能够满足人们健康向上的精神需要与正常合理的欲望需求，就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显然，只有这样，这个“经典”文本体系才能够真正体现现代社会人人平等、各种文化平等的精神。
事实上，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改变既往文化及文本观念的时候了。因为在世界越来越呈现后现代色彩的当代国际社会里，以往精英文化及其文本与大众文化及其文本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在被填平与跨越，一种融合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特点的新的文本形态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这种文本，正如詹姆逊所说，“这就是，在它们当中，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基本上是高度现代主义的）界限，形成一些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注入这些文本，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迷惑的恰恰是这一完整的‘堕落了的’景象，包括廉价低劣的文艺作品，电视系列剧和《读者文摘》文化，广告宣传和汽车旅馆，夜晚表演和B级好莱坞电影，以及所谓的亚文学，如机场销售的纸皮类哥特式小说和传奇故事，流行传记、凶杀侦探和科幻小说或幻想小说：这些材料它们不再只是‘引用’，像乔伊斯或梅勒之类的作家所作的那样，而是结合进它们真正的本体”[6]。这种新的文本形态的出现，使得我们已经无法清晰地辨别一些文本的“精英”或“大众”性质，而只能看到其中“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日益互相渗透的文本表现（这种表现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无厘头”文本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詹姆逊看来，正是这种新的文本形态，呼唤着一种新的文化与文本的探讨与评价方式。他说，“在我看来，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精英文化／大众文本的对立，使传统上流行的对评价的强调——这种由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运作的评价（大众文化是民众的，因而比精英文化更权威；精英文化是自主的，从而与低级的大众文化不可相提并论）倾向于在绝对审美判断的某种永恒领域里发生作用——被一种真正是历史的和辩证的探讨这些现象的方式代替。这样一种方式要求我们把精英和大众文化读作客观上相互联系的、辩证地互相依存的现象，作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学产生裂变的孪生子和不可分离的两种形式”[7]。詹姆逊的这种论述，主要是针对像美国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与文本发展状况而言的，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国情条件下的文化与文本现状，但中国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日趋多元的文化发展格局，在一些经济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及沿海地区，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了某些“后现代”社会的症候，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精英／大众文化”的文本。其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大众文化对不少精英文本的改编或“戏说”，也能够看到融合了一定的流行元素或大众文本程式因子，但又表达了创作者鲜明个性与追求的文本的日益增多。亦即“雅俗共赏”的文本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而这种“雅俗共赏”的新的文本形态的兴盛，就更加显示出了大众文化的泛化，显示出了大众文本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