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小说的城市异乡书写化毕业论文(2)
2013-05-22 01:29
导读：乡土小说思想性的单薄还来自文化语境中精英意识的消隐。对城市异乡者在城乡之间像候鸟一样迁徙流浪的描述在现实意义上正显示着小说家与历史同构的
乡土小说思想性的单薄还来自文化语境中精英意识的消隐。对“城市异乡者”在城乡之间像候鸟一样迁徙流浪的描述在现实意义上正显示着小说家与历史同构的努力，这扩张了乡土小说的内涵，内蕴着作家对现实热点的清醒、敏感和责任意识以及化除的愿望，这一点自然可贵。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悲悯历来就是文学高贵本质的体现，现实中的“底层”
如何追求公平与正义、
如何声张受挫的心灵和体现生命价值是这个时代的艰难命题。不过，虽然有不同主体叙事显示着不同的社会良知和道德决断以及伦理精神，但对传统乡土的同情述说成为一种模式，“城市的精神主体性始终受到作家主体性的批判和排拒”⑥，并不代表富有理性的建设意识的生成。
毫无疑问，对移民潮的描述重新唤起了曾经淹没在“伪现实主义”之中的批判精神，它一定程度上批判现实主义的锋芒使文坛重起一股生气。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现实主义与中国乡土小说有着宿命的结合，从五四“为人生”的乡土小说派，到“左翼”革命文学，再到1930－4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和政令化，到“十七年文学”现实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典律范式，以至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深刻“伦理化”了，它对文
学生机的遏制不言而喻。所以在谈到《受活》时，阎连科说到：“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关于乡土中国的书写，总是被‘现实主义’的旗帜任意覆盖，这使乡土中国获得了一种高昂的形象，同时也被规定了一种本质与存在情态。现实主义的笔法已经洗劫了乡土中国的每一寸土地。”⑦其实，无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不应该模式化、伦理化。以超现实主义的笔法表现“受苦人的绝境”，《受活》就不单有其文本实验的重要意义，它对权力意志的批判和反讽无疑是可贵的。当然《受活》最后让受活村的人回归传统的生存状态，是一种浪漫的乌托邦式的逃遁，正表达了作家在城市化中那种焦灼不安、无所适从的内在美学矛盾。
现代伦理学的基本主题应是道德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创作主体怀抱怎样一种人文立场才能更富有思辨力地揭示“小人物”的命运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新伦理权威主义的创立已呈显了个性解放的有限性，“问题小说”过于峻急的启蒙心态多少存在着为论造文的弊端，斫伤了文学自足的审美情致，但是我们却无法否定这些文本中闪烁的精英意识和人道主义命意给现代文学带来的生机以及对现代伦理编码的成就。1９90年代末以来进入“杂色”文学场的乡土小说创作，在以现代视角观照自身的乡土生活背景时，作家主体理性审视不够坚决彻底，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有些含混，更多的是主体的低调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隐藏，甚至对价值的戏弄或否定，或对形式的关注大于思想的含量。其实，越是在高度现代化的国度，站在一个人类发展阶段的高点审视由“乡”入“城”的历史，“乡土”越是应该呈露它的参照意义或审美力量。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有人认为现在小说
期刊的惨淡冷清和网络文学的燎原之势说明小说的贵族化和精英化都该是尽头了，我想如果是用于批评文本形式主义的繁琐化和奥秘化倒是有其道理，若指文学精神倒未必妥当，其实正因为 “面向大众”或者说白了是“面向市场”的文本汹涌澎湃才显示了精英意识的必要，五四文学也正是在民国初年其势滔滔的大众文化中崛起的。我们看到乡土小说在日益世俗化，“如调整‘教’‘乐’比例、重新价值定位、淡化崇高格调等”⑧，而乡土小说应该成为“精英意识对抗世俗和人文精神下滑的堡垒”，调整好这其间的矛盾才能使“城市异乡者”书写文本呈现应有的思想力度。
艺术品格的粗疏也制约着民工题材创作更广阔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空间的营建。“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基本属性。新世纪以来，关于汉
语文学是否既能褒有历史内涵又能在实现文本的文学性方面有所作为，许多有才情又有思想的作家企望通过回到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来建构文学的思想力度与审美表现力，以多元化的表现手段如通过叙事角度的调度、反讽或语言的局部修辞来解放叙述；而另一方面，作家主体伦理处境的两歧性和对时代的整体性迷惘与碎片式把握深刻制约着乡土小说家的美学方式，因而，既拥有本土性的深厚力量又拥有美学上的独异品格的翘楚之作并不多见。
写作者在身份上已经逃离乡土，在叙述乡下人时道德批评严重影响了审美的掘进力度，或者说以伦理的态度代替审美的批评制约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审美立场和美学风范。许多文本人物性格、审美角度、语言风貌都比较单一，语言粗拉拉的，甚至脏稀稀的，好象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的书写进城者的真实生活；或是欠缺对“城市异乡者”精神境遇的开掘，停留在义愤的表达和苦难的描述上，意蕴的单薄是一个通病；“完整性和持续的单向度的叙述时间还是使他们的作品受困于现代性美学的范畴”⑨，大量对话、直叙、群像素描、细节耽溺等叙述方式就证明了这类小说的“原生态”味道，精致细腻的沉思和深入灵魂的悲悯更是缺席。
大学排名 在对“底层”的书写中，那深藏在生活逻辑之中的荒谬只有通过作家主体沉下心来的宁静冥思才能达到撼人心魄的力度。刘震云写进城民工的小说《我叫刘跃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本来是作家一个富有意义的“转身”，它打破了当下诸多同类题材小说所体现的底层人物的道德优胜，再次切入了“国民性”的话题，切入了民族的精神病苦，但过分
戏剧化的“华丽”情节和喜剧化的叙事方式湮没了它的思想锋芒。荆永鸣的《外地人》（《阳光》2000年第5期）、《北京候鸟》（《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等小说集中反映了入城者所遭遇的文化尴尬，《白水羊头葫芦丝》（《十月》2005年第3期）通过一个凄美的故事，立意“塑造出健康的站立着的打工者”，深刻的文化批判内涵显出了文本的卓异；《创可贴》（《山花》2005年第4期）选取民工性饥渴这一问题进行深度反思，我认为小说语言的冷
幽默是其
成功处之一，如：“报纸上曾登过一幅漫画，特有意思。画面上，一边是‘洗浴桑拿’、‘歌厅’、‘洗头房’……一边是一群民工模样的人站在街头小摊前，神情专注地看着电视。标题是：《夜生活》。 ——这画画得好。生动，准确，很有琢磨头。潜台词特别深刻。深刻得能叫社会学家们犯愁，让善良的人一看，就觉有点心酸，有点苦，甚至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其实没用。那些‘看电视的人’才不管这些。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他们一点都没往那种灯红酒绿的地方上想过。也不计较。”无疑，它对“城市异乡者”精神境遇的揭示是富有深度的。但荆永鸣小说结构的松松散散和对人物心理世界的浮光掠影降低了文本可能生成的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