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2)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著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著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