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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一文对“两种生活”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的。它承认有“瞬间游戏性的平等、亲昵、非秩序化”存在，却断言“‘两种生活’的对抗状态是不成立的 ”。一方面，它认为“巴赫金第一次把狂欢节提高到‘第二种生活’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他的一个理论创见”。另一方面，它又怀疑“狂欢节是否具有‘第二种生活 ’的文化意义，而巴赫金设定的‘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的价值对抗状态是否真实存在?”我们认为，其中原因在于没有把握对抗的不同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对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或公开或潜在，消解力亦有大有小。如农民起义、农奴造反是一种对抗状态，利用节庆的合法权力极尽戏谑调侃之能事，艺术狂欢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抗。狂欢的对抗，目的是为了打破等级的一统天下，它不主张以一种力量压倒和替代其对立面。与绝对的否定不同，它更多地是潜在地同一切独白型的认知定势、认知图式、概念框架、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习惯心理针锋相对，颠覆认识论中的等级制。潜在的对抗与公开的对抗相比，其冲击力不在于外在形态的激烈，它往往在无形中就能起到抵制和消解的作用。因此不能说只有两个阶级明显、公开的抗争才是对抗，才有价值。而后者就不是对抗，就没有价值。
我们可以用钟敬文先生的研究来予以证实。钟先生特别强调:“那种与世界性的狂欢活动相似的精神内涵，在中国民俗中是同样存在的”。他肯定存在“两种生活”，认为在中国狂欢文化中更突出地表现出抗争精神，这种抗争精神既表现为对扼杀人性的两性束缚的抗争，也表现为对官方欺压百姓的抗争。如“骂社火”和“闹春官”等都是典型的狂欢现象。苏联学者乌格里诺维奇指出:“狂欢节酝酿了社会变革，唤起人们对封建社会价值体系采取批判的态度，教育人们培养同教会正式传播的世界观相对置的情绪和世界感。” 15 肯定这种价值怎么是“理想主义的想象”呢?这种指责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二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质疑“狂欢节世界观”，只是因为它是“由一个非亲历者巴赫金来予以阐发”，认为“直到巴赫金之前，狂欢节始终没有被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过”，巴赫金阐发狂欢理论就是“对那些‘巨人’的文化敏感和思维能力的轻视”，这种设想实在荒谬。巴赫金基于拉伯雷的创作阐发自己的理论，难道拉伯雷就不是文化巨人?
巴赫金提出“狂欢节世界观”的问题是有针对性的，一是针对过去对节庆活动的种种庸俗解释，如从社会劳动的目的和实际条件来推导和解释;又如，从周期性的休息的生物学（生理学）需要推导的解释。他强调:“节庆活动（任何节庆活动）都是人类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节庆活动永远具有重要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世界观内涵。任何组织和完善社会劳动过程的‘练习’、任何‘劳动游戏’、任何休息或劳动间歇本身都永远不能成为节日。要使它们成为节日，必须把另一种存在领域里即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某种东西加入进去。它们不应该从手段和必要条件方面获得认可，而应该从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即从理想方面获得认可。离开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任何节庆性。” 16 民间广场上的狂欢节最能体现节庆性，它除了具有全民性、仪式性、等级消失、插科打诨等外在特点，更重要的是具有狂欢节的世界感受、两重性（正反同体性）、快乐的相对性等意蕴深刻的内在特点。《质疑》一文正是囿于对节庆活动的陈旧观点，所以才对民间狂欢节的世界观意义视而不见。二是强调文化是多层次的，多声部的。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世界观的胚胎和发生过程。” 17 对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文学造诣很深的巴赫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很早就注意到，在以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为基础的、古代正统的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狂欢节的世界感受为基础的、古代非正统的世界观也顽强地存在着。只是以独白意识为前提的正统的世界观高踞霸权地位，它排挤、压制异已声音，其声音太强大，以致湮没了其它声音。而巴赫金在正统世界观的“专横话语”中聆听到“狂欢节的回响”。这是一种狂欢节的宇宙观，一种狂欢思维，或称“意识的狂欢化”。它潜在地同一切独白型的认知定势、认知图式、概念框架、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习惯心理针锋相对，颠覆着认识论中的等级制。在巴赫金看来，严肃和诙谐地看待世界的这两种观点的关系是辩证的。真正的严肃性“不排除看待世界的诙谐观点并与之共存”，它“甚至要求诙谐的校正和补充”。而“真正的诙谐是双重性的、包罗万象的，并不否定严肃性，而是对它加以净化和补充。消除教条主义、片面性、僵化、狂热、绝对、恐惧或恐吓成分、说教、天真和幻想、拙劣的单面性和单义性、愚蠢的疯狂。诙谐不让严肃性僵化，不让它与存在的未完成的完整性失去联系。它使这种双重性的完整性得以恢复” 18 。
巴赫金认为，以往对狂欢文化的研究有两大缺憾:一是单项进行，完全脱离了它们的母胎，即脱离了民间文化的统一性。因此，没有看到观察世界的统一而又十分独特的诙谐角度，它们只是各种残片，其本质没有得到彻底的揭示。二是从近代的文化、美学和文学规范的角度着手，没有用它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它们，把它们粗暴地现代化，因而对它们的解释和评价是不正确的。《质疑》一文恰恰重蹈覆辙，从作为纯娱乐性的、没有思想深度的、缺乏洞察力的感官愉悦的游戏意义上看待狂欢节，并得出错误的结论:“巴赫金的误区在于把狂欢节在游戏意义上的‘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亵渎和歪曲’，‘随意不拘的交往’等，用超出游戏的眼光看待，这种眼光的误差导致了理论的偏失”;它甚至提出“关于狂欢节及其意义，人们应该回到最原始最朴素的层次去予以认识，那就是实事求是地将其看作一种游戏的方式。狂欢节中的一切游艺方式，如亲昵的接触，粗鄙和加冕脱冕等，应该在游戏的意义上去予以认识，而不可以将游戏性向理论的严肃性，向世界观的重大性转化 ”。显然，没弄懂巴赫金才会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