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创见化毕业论文(3)

狂欢节的游戏性究竟能否“向理论的严肃性，向世界观的重大性转化”?在巴赫金看来，民间节日形象体系中的形式和功能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当在民间节日形象体系中把握狂欢节的游戏特点。在拉伯雷那个时代，游戏还没有成为单纯的日常生活现象，还保持着自己的世界观意义，游戏与时代、与未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游戏中感受到的是游戏形象对待时代、未来、命运、统治权力的态度及其世界观的性质。“人们在游戏形象里看到的仿佛是生活与历史过程之被压缩了的包罗万象的公式:幸福——不幸、上升——跌落、获得——失去、加冕——脱冕。在游戏里表演的仿佛是袖珍型的整个生活（被转向公式化象征的语言），只是没有舞台而已。同时，游戏越出了生活的常轨，摆脱了生活的规律和法则，加诸于原来的生活程式之上的是另一种更凝缩、更欢乐和轻盈的程式” 19 。拉伯雷像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人文主义者一样，是将游戏提高到超越单纯日常消遣的高度的。在他笔下与严肃的、阴郁的东西对立是戏谑的、欢乐的东西;与意外的、古怪的东西对立的是普通的、日常的东西;与抽象—高雅的东西对立的是物质—肉体的东西。

《质疑》一文看不到狂欢游戏的这些深刻意义，实在令人遗憾。

三

《质疑》一文不相信“狂欢”和“对话”两者能够结合 20 ，并质疑“如果狂欢节或者说狂欢节文化真的具有这种对话的功能，那它还能够被允许存在”?

其实，巴赫金早已分析了中世纪之所以能够形成宽容地对待民间诙谐文化传统的五个原因 21 :1）官方封建—宗教文化尚未完全形成;2）民间文化非常强大;3）罗马农神节的传统及民间诙谐的其他形式还存在;4）教会把基督教节日正好安排在与诙谐的宗教仪式有关的地方多神教节日（目的在于使之基督教化）;5）新兴的封建制度相对而言还有人民性。巴赫金认为，“真正的节庆性是无法遏止的，所以官方不得不予以宽忍，甚至在节日的官方部分之外，部分地把它合法化，把民间广场让给它” 22 。存在与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巴赫金认为，“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在他看来，文学叙事就是各种类型的说话，每一种类型的说话都多少可以视为某种对话的形式。在话语内部，不同声音、不同语体之间都可能产生对话关系。此外，文学文本还与他人文本、体裁、风格等之间产生对话关系。所谓结构上的“ 大型对话”还包括人物组合原则的“对位”等。强调对话的开放性，即指每一种理解只不过是对话链环上的一个环节，每一种理解都具有未完成的性质。

如，在狂欢节和狂欢化的小说中，有一类人物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小丑”、“傻瓜”和“骗子”。这类形象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其中某些因素慢慢退化，某些因素逐渐加强。例如它们表现出的不解、愚钝、简单、天真等因素被不断强化，并与机智相结合，巴赫金把它们归入对话范畴。他认为，“小说中的愚钝（不解）因素总是争辩性的:它与聪明（虚假的高度的聪明）发生对话性的关系，与之争辩并揭露它” 23 。这些争辩性总是针对那些被社会认可的“高级的语言”，“由此呈现出小说对话性场景或对话性的对峙的多样性:傻瓜与诗人、傻瓜与学究、傻瓜与道德家、傻瓜与神父或伪君子、傻瓜与法律家（在法庭、在剧院、在学术会议等场合出现的傻瓜、门外汉）、傻瓜与政客等等” 24 。讽刺性模拟也属于对话范畴。狂欢化小说中的讽刺性模拟属于语言内部对话关系的一种类型。在这种类型中，作者意向与他人意向相悖，作者“对于真正物质世界的描绘并不借助于作者能产型的观点，而是利用其揭露性的摧毁” 25 。狂欢化小说中的讽刺性模拟除了与（文学的/非文学的）他人语言有联系以外，它还与他人文本、他人体裁、他人风格等有密切的联系。“讽刺性的模拟，意味着塑造一个脱冕的同貌人，意味着那个‘翻了个的世界’” 26 。在此我们要强调“涵义的一体双身”这个巴赫金术语。因为这对于理解“讽刺性模拟”具有重要意义。讽刺性模拟中总是蕴含着不同的两者。两者的内在联系往往是隐蔽的、不确定的、模糊的，而两者对比之后的表达效果则是多值性的。运用这一术语的妙处，在于领悟作者对本体和讽拟体二者的对话关系不直接诉诸于文字，不加阐释，不作评论，而留待读者自己去“咀嚼”，去玩味，去填补二者中间所留下的艺术的逻辑和空白。讽刺性模拟通过与他者对话创造喜剧性效果，体现着一种喜剧性乐趣，它使人们在对相异的二者之间的比较过程中体会快乐。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狂欢化确实提供了“可以建立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的可能性，它“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去” 28 。《质疑》一文由于对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和多元互动的整体文化观缺乏深入的了解，所以看不到它与“狂欢化”的联系。 

四

事实胜于雄辩，巴赫金提出“两种生活”和两种世界感受的概念，并把狂欢节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将几千年来一直在欧洲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具体感性形式”和“具体感性的思想”加以理论阐发，这是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创见和贡献。如俄罗斯学者列夫·奥斯波瓦特所说:狂欢理论“不仅是西方，而且是整个人类精神文化巨大经验，包括‘俄罗斯人对笑的态度’的概括”;“狂欢理论的令人信服和正确性，在论拉伯雷的书出版后人文科学所获得许多资料中都得到了证实” 29 。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不仅不是想象催生的神话，而且是一种能产型的理论，其多方面的意义是被众多学者的研究所证明的。它具有以下重大意义:

狂欢理论倡导一种快乐哲学。它能发现矛盾并用乐观的笑和幽默的态度将矛盾排除（哪怕只是暂时的），从而获得一种精神超越和心理满足。狂欢精神是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仅只存在于狂欢节之中，它在狂欢化文学，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就心理的机能而言，它具有“释放”的功能。它是“一种自由意识的突然放纵”，“一种心理的解脱，一种心灵的松驰，一种压迫被移除的快感”（柏格森语）。它是民众能量释放的一条途径。它具有理想化和乌托邦的意义。狂欢世界是暂时的、相对的、象征性的，但乌托邦的意义并不因此而丧失，它的意义正在于它与现实的距离，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体现了人类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力量。狂欢理论摧毁了绝对理念，代之以一种快乐的相对性精神，它主张世界是变易的，价值是相对的。这与中国的老庄思想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