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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都会主义文学的婚恋伦理
都会主义文学中的婚恋伦理主要体现在都会主义作家对都市男女性关系的叙写上。都会主义作家大都从男性立场出发，对都市女性采取三重态度:把玩、批判、欣赏。在古老中国，由于女性地位低下，传统和集体无意识一直对女性有一种压抑和扼杀的倾向，传统文人无论其社会地位尊卑高下，都无一例外地对女性具有某种程度的病态把玩倾向;而以“万恶淫为首”为千古训条的传统伦理，则为都会主义作家批判都市男女的恣情纵意、寻欢作乐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同时，传统文人对于女性所体现出的人性美、人情美以及外形美的欣赏，也程度不一地被现代都会主义作家承袭了下来。联系刘呐鸥、穆时英等作家的文本，我们不难理清其血脉相连的承传关系。
在机械文明熏陶下长大的都市女性，深受西方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她们在对待男女两性关系的态度上，远较她们的父辈开放。传统的性道德对她们已失去约束力，性开放、性自由是她们自觉不自觉的追求。此类人物形象在同期非都会主义文学中也常常出现。在都会主义文本中，性开放、性自由的都市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在对待两性关系的态度上，尽管都会主义作家大都接受过西方19世纪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他们（叶灵凤似乎是个例外）却只学得其皮毛（即注重对两性关系本身的描绘），而对其作品中体现出的一种唯美追求实质未能正确理解与把握。中国传统文学描写男女性爱大都未能跳出才子佳人、仕子倡优的窠臼，无论是佳人还是倡优，在传统文学中，其实质只不过是作为物化的对象而充当被男性把玩、玩味的玩物。正如茅盾所指出的:“中国文学中的性欲描写——只是一种描写，根本算不得文学。” ⑧ 这种情形的出现，应归因于中国传统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地位的低下。她们在几千年文明史上，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利，始终是被迫沉默的一群。身为炎黄子孙的都会主义作家们，其血液里难免不含有传统的因子;而都会主义文本中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也多少承袭了这一先辈遗风，颇具色情意味的把玩、玩味随处可见。如刘呐鸥的文本中就充斥着大段大段的不乏猥亵色彩的女性躯体、容貌描写。刘呐鸥对女性完全是用一种观察者的姿态进行描绘，根本没有突入女性的心理与精神层面。他着重描写的是这些女性的躯体美、外形美，完全是一种外在的观察。因而，这些描述是极其浮泛而粗浅的。他文本中的男性对待女性，不管爱与不爱，一律采用传统士大夫对待女性的常规态度:赏玩。刘呐鸥一方面欣赏女性的躯体美，一方面却嫌恶女性作为性象征所缺乏的智性和心灵的美，女人已被他彻底物化。现代都市女性被贬黜到如此境地，这是用男性叙事者色情的眼光来审视性解放的都市女性的结果。经常混迹于歌台舞榭的时髦公子穆时英、叶灵凤，对待女性难免沾染不少公子哥儿的作派，他们的小说中也时见饱含色情暗示的描写。用富于文学意味的笔调描写女子的容貌、躯体，并借此传达某些难言的色情体验，古已有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承袭古风余绪而已。
都会主义作家对待都市女性的态度具有鲜明的个人矛盾性，即一方面希望女性性开放，一方面又用传统的道德尺度对其进行批判。在都会主义作家看来，唯有性开放的女性，才会无所顾忌地与男性自由自在的交往，才有可能碰撞出真爱的火花，并且双方都用不着负道义上的责任，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与此同时，他们又无法摆脱传统性道德的潜在影响，性开放、性自由的都市女性往往被其有意无意地视为荡妇淫娃而送上道德的祭坛。在刘呐鸥的都会主义文本中，那些摩登的都市女郎，无一例外地都指向唯一的代码——性。《游戏》、《热情之骨》（刘呐鸥）、《Modern Girl》（徐霞村）、《陷阱》（徐?）与《回力线》（黑婴）等小说不约而同地都运用了“薄情女子痴心汉”的叙述模式，尽管都市女性的风情与韵致使“痴心汉”们流连忘返，然而，在此，她们依然只是作为人欲横流、爱情不再的罪恶都市的载体而难逃都会主义作家们的道德审判。
都会主义作家在对待都市女性的态度上，不仅具有个人矛盾性，而且具有群体矛盾性。他们有的对女性怀有歧视，有的则寄理想于东方女性。如刘呐鸥对女性即是极度歧视的。他笔下的都市女性，大都是“性欲的极化”。刘呐鸥在文本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与他不幸的婚事密切相关，同时中国传统迷信中的男性根深蒂固的“荡妇”情结也为他的“女性嫌恶症”提供了思想基础。在以“万恶淫为首”、“女人是祸水”为千古训条的文明古国里，“荡妇”形象却层出不穷，这一颇为微妙的文学现象，究其根源，则是男性社会霸权与话语霸权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流风所及，刘呐鸥当然也未能免俗。刘呐鸥虽然极度轻视女性，他心目中仍然有着自己的理想女子。在对女性歧视的同时，却又寄理想于婉约优雅的东方女性，刘呐鸥对待都市女性的矛盾态度是值得深思的。典型的纨绔子弟穆时英，心目中的最高女性形象却是颇具传统古典风范的玲子。与刘呐鸥不同，穆时英对生活在都会最底层的女性都市飘零者，更多的是同情与怜惜，而不是恣意贬斥。他笔下的都市女性，是以舞女为核心的一组群像。舞女生活中无边的凄凉孤独与透彻骨髓的寂寞无助，以及舞厅里疲倦感伤的调子与疲倦落寞的舞娘，激起了穆时英深深的身世之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然而，他毕竟未能跳出传统的窠臼，未能开掘出她们心灵深处的丰富内蕴，他文本中的都市女性依旧是男性作家笔下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哀怨自怜，面影模糊。似乎这些女性最大的幸运便是嫁一个知冷知暖的如意郎君——黑牡丹命运前后戏剧性的转换便足可为证。显然，事实决非如此简单。家，也许只是囚禁都市女性的另一个牢笼。作为一位男性作家，传统“菲勒斯中心”神话对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潜在的影响，穆时英对此有意无意地回避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可见出他对都市女性观察的浮泛与表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