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与城市形象化毕业论文(2)
2013-06-25 01:07
导读：[4] 这个在中国与苏州并称为天堂的城市，它的魅力决不仅仅在于自然的湖光山色，更重要的是南宋以来商业的繁荣所带给这个城市的消费文化形象，即所
[4]这个在中国与苏州并称为“天堂”的城市，它的魅力决不仅仅在于自然的湖光山色，更重要的是南宋以来商业的繁荣所带给这个城市的消费文化形象，即所谓“销金锅儿”。马可·波罗所说的“可以在那里寻到这么多的乐子”的真实含义也就在这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只是杭州形象的不变的底色，而真正的城市形象却是在人文氛围的变迁中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所谓“淡妆浓抹总相宜”只有从人文环境的变化方面讲才能够显示出城市形象变化的意义。维也纳也好，杭州也好，这些城市形象的人文氛围方面都明显地显示出娱乐文化的特点，这似乎应当算作那一类奢华、颓废的消费型城市的特点。确实，梅特涅时代的维也纳和“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朝廷统治下的杭州有几分相似，都带点颓废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娱乐文化对于形成城市形象的作用只是发生在这些颓废的城市上。一个城市形象的“软件”部分，即那些生气勃勃的、最能够感染人影响人的部分，主要就是表现在城市的娱乐文化方面。从古雅典的半圆形剧场、古罗马的大竞技场直到现代城市争相攀比的标志性公共设施──大型体育馆、歌剧院、游乐场等等，都体现出娱乐活动在一个城市的形象中所具有的突出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城市的活形象，就在于它的娱乐活动的方式。 二、市民与城市的关系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讲到南宋时期杭州人所享受的种种好处：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或终岁不偿一环。诸务税息，亦多蠲收，有连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认。诸项窠名，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大家富室则又随时有所资给，大官拜命则有所谓抢节钱，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民生何其幸欤！这里讲到当时杭州官府给民众的种种好处，而后感慨生在杭州的居民何其幸运。或许一个城市的市民所享受到的好处并不一定与其他城市相当，然而只要是一个繁荣、成功的城市，总归会使市民产生一种作为这个城市一员的自豪与幸运之感。这就是古代雅典、罗马等伟大的城市所培养的“公民”意识和今天的许多大都市市民的“ 都市人”意识。这种作为一个城市市民的自豪与幸运感，就是依附、凝聚于城市形象上的城市精神。这样一种城市形象对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个体有什么意义呢？那种使市民足以引为骄傲的城市形象实际上是在为市民个体提供着一种共享性质的生存体验。伯里克利在谈到雅典公民的特点时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5]这就是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所提供给每一个城邦权利和义务，也是城市中“公民”意识的起源。这种“公民”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说叫做“政治动物”。不过伯里克利和亚里斯多德在这里所说的“政治”一词不能用后来的阶级统治观念来解释。这里的“政治”只能被理解为“城邦事务”。“政治动物”意味着公民在存在的本质上与城邦或城市的一体性。在血缘关系统治的社会中，个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是通过与血缘链的维系而实现的，祖宗和后代构成了他生存关怀的基本目的；在阶级关系统治的社会中，个人存在是服从于社会等级秩序的，因而不存在脱离阶级体系的个人化的意义关系。而在一个雅典式的城邦或城市社会中，个人的存在是通过与整个城市的一体性存在实现的。按照伯里克利的说法，雅典城邦中个人的价值是被城邦充分承认的，这个价值就是自由：“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这就是说，雅典人的价值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他人给定的，而是通过“勇敢”──即个人作为城邦公民的行动──而获得的。反过来说，城邦的存在其实也是通过个人的“勇敢”而实现的。当一个人在实现自己的时候也是在实现城邦，当他为城邦效力的时候也就是在实现自己。这就是个人与城邦或城市的意义共享关系。古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在政治制度史上只能算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但在这种城邦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公民意识却是后代城市意识的源泉。一个城市的市民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感到自豪和自信的时候，他正是在表达一种把他个人与城市在情感和价值上结问一体的需要。可以说，一个城市是否有内在的活力，就是看它的市民是不是为它感到自豪和自信，是不是真正与这个城市的传统、与它的精神一体化了。小说《儒林外史》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两名挑着粪桶卖粪的挑夫互相商量道，今天的货卖完了后就喝口水，上雨花台看落照去。文人闻之后不禁感叹道，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这就是说，南京作为六朝故都的气象已渗透到包括菜佣酒保在内的普通市民精神深处，使市民从精神气质上与这座城市、与它的形象一体化了。当代城市比起伯里克利时代的城邦当然远远不同了，即使与后来晚近得多的古典城市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差异。与过去相比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城市居民的情况变得复杂多了。近年来在许多城市中发生过而且还在继续发生着马路上的窨井盖被盗的事情。偷盗窨井盖的行为除了作为一般盗窃犯罪的动机之外，还意味着偷盗者与城市关系的疏远。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偷盗窨井盖比起其他盗窃行为来，风险和犯罪感的心理阈限要低得多，利益的诱惑也同样低；与此同时，窨井盖被盗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却很明显。因此，一般说来偷盗窨井盖的诱惑力应该不是很大。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多的窨井盖被盗的事件呢？根据调查了解的结果得知，绝大多数偷盗窨井盖的事是城市里的流动人口所为。这部分人与城市的关系当然是比较疏远的。当“大地走红”展出在上海、天津之类的大都市遇到被哄抢、偷盗或故意损坏的尴尬局面时，人们也发现问题主要出在流动人口的身上。显然，当代都市中的流动人口是一个挺麻烦的问题。这些人与城市很少能产生共享性，因而发生那些尴尬局面似乎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