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与城市形象化毕业论文(3)
2013-06-25 01:07
导读：然而在这种事件的发生中，往往也可以看出市民态度的冷漠。比如在南京，城市的管理机构为了方便市民、进一步亲和城市与市民的关系，曾在许多交通管
然而在这种事件的发生中，往往也可以看出市民态度的冷漠。比如在南京，城市的管理机构为了方便市民、进一步亲和城市与市民的关系，曾在许多交通管理地点准备了大量“便民伞”，无偿提供给市民借用。但不出一年，这些“便民伞”中的绝大部分一去不返。据说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也与流动人口有关，然而那种带着显眼标志的“便民伞”被人随意携带离开南京或留作己物而无人过问，说明市民对这种事件抱着听之任之的冷漠态度。事实上，窨井盖和红伞被盗之类的事情发生或得不到制止，也不能说与一般市民的冷漠态度无关。在许多城市里要找到诸如“便民伞”散失之类的于社会公德有亏的问题实在容易。人们通常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市民文化素质的问题。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还有更深远的原因。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是雅典人的骄傲，而在当代，许多人在提到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城市时，口气常常是批评的甚或自卑的。这好象是一种谦虚的美德，然而也可以看出当代城市中市民在感情上与城市的疏远。当代人在与他人交流时，通常注意表现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职业、地位等等，而很少想到自己还是某个城市的市民，除非是某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可以使他获得别人的尊敬，比如在七十年代上海人之于其他小城市的人、八十年代广州人之于北方开放较晚的城市中人。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等级意识，人们就很难意识到自己作为某城市市民的身份。市民对城市事务的冷漠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市民与城市关系的游离。 三、主流文化圈与城市精神在中国，本世纪发展起来的许许多多大城市中，上海应当说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与中国其他许多城市比较，上海的生活方式中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就是喝咖啡。当然，如果说的是三四十年代，至迟五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大都市中，喝咖啡算不上是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尽管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但如果说的是六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情况就不同了。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一般中国人来说，喝咖啡、吃西餐、穿西装之类的生活方式，不消说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加以拒斥。然而上海却一直还保留着咖啡店，上海人还在喝咖啡。孤立地看，喝咖啡这件事的确很难看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如果设想一下，在全民投入“文化大革命”，努力倡导思想革命化，狠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肃清一切“封、资、修”流毒的“火药味”很浓的时代，同时也是生活资料高度匮乏、娱乐活动单调乏味的时代，有的人却在悠闲地品啜带着“小资情调”的咖啡，岂不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吗？这就是上海文化的一个特点。对于上海人来说，喝咖啡、吃西餐并不象其他许多地方那样被看成是奇风异俗。这是从本世纪初以来西方人浸染到上海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又通过上海的资产阶级把这种生活习惯“传染”给了一般上海市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各个大城市过去的资产阶级都可能有这种生活习惯。但却只有上海人把这种习惯顽强地保留了下来，甚至抵抗住了“文革”火药味的冲击。这个事实表明，喝咖啡虽然是件小事，但它标志着上海城市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这就是自本世纪初以来上海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的文化圈所奉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作为行为方式影响到了上海市民的各个阶层，而且影响到了他们的习惯心理，成为上海人特有的风俗。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娱乐方式能够如此根深蒂固地影响到一个城市的风俗，根据在于这个城市有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重心，也就是城市中的主流文化圈。一个城市要能够凝聚成一种精神、一个形象，首先要在市民中形成使大众有所归趋的主流文化圈。上海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之日起便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由资产阶级和早期商人、士绅等“社会名流”融合形成的上海社会的主流文化圈不仅影响着上海的经济、市政乃至政治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城市社会中人们的观念里，这个主流文化圈成为社会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趣味标准成为社会公认的标准。这样一个主流文化圈尽管在后来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消失了，而他们作为上海文化、尤其是上海趣味的象征却一直潜藏在上海人观念的深处。所以即使是在火药味十足的“文革”年代，许多上海人仍然渴望着坐在幽暗静谧的咖啡店里悠悠地品啜。可以想见，人们心理深处所寻求的娱乐趣味仍然属于早已灰飞烟灭的那一群群出入于国际饭店、跑马场和音乐厅的社会名流们。有一位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了一个特点：“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发现：一般的地方行政官职权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表面上管辖着一个约有二十万到五十万居民的地区，地方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该地唯一代表。这种表面地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绅士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6]就是说中国的行政管理传统上主要不是靠官吏直接操作，而是靠社会名流的协助进行。一般地区的行政管理是如此，城市管理同样如此，因而中国传统的城市中主流文化圈就由这些社会名流构成。从明清时期士人与商人结合形成的“绅商”阶层到后来上海的资产阶级，都具有这种社会名流的传统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城市的管理不再是传统的社会名流的事，而是各级行政机构和单位组织的事。在这种管理方式下，城市市民的价值观念和趣味标准受到各级单位组织、行政管理部门和政府传播媒介的舆论引导，形成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统一性的城市形象。这种类型的城市生活中没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名流阶层，因而也没有独立的主流文化圈，只有渗透在社会各个阶层中的管理结构与管理机制在起着引导或制约的作用。这种管理方式从理论上讲一直是延续的，但对城市市民的精神、趣味的引导作用却随着城市社会的走向开放而逐渐消退着。当各级政府和单位组织不再对市民的趣味进行有意识和有效率的引导时，市民的生活方式开始走向了随机发展的趋势，由于这种发展的随机性，城市形象也随之变得破碎和模糊起来。在这种城市生活的环境中，没有稳定的、有物质力量和号召力的主流文化圈影响和引导市民精神与趣味的发展，市民的生活方式便走向自发地接受随机引导的方向。最典型的发展方式就是变得时尚化了：人们的趣味、爱好和评价标准都失去了稳定性和一贯性，一时兴起的时髦会改变整个城市的形象。由时尚制造出来的城市形象其实是一种畸象，它使得市民失去了对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城市的真正感觉，没有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城市形象概念，只有不停地随波逐流变换着的社会风气。在一个没有了完整形象的城市里生活，人们当然无法产生对这个城市的爱，甚至无法产生对城市本身的起码关注。冷漠与游离便是在所难免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