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中奈保尔小说多元化主题研究化毕(3)
2013-06-25 01:21
导读：老师 那里学到的风度（奈保尔 2003b：46）。非洲人甚至模仿西方的黑人民权运动,主人公萨林姆家乡非洲东海岸发生了黑人起义，非洲人终于把阿拉伯人（
老师那里学到的风度”（奈保尔 2003b：46）。非洲人甚至模仿西方的黑人民权运动,主人公萨林姆家乡——非洲东海岸发生了黑人起义，“非洲人终于把阿拉伯人（其实他们和服侍他们的非洲人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打倒了”（奈保尔 2003b：28）。据萨林姆的仆人——一个孩子说，“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好像刀子砍不死人，好像人不是肉长的”；“受害者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人”（奈保尔 2003b：31）。为了模仿的黑人民权运动，导致非洲人为了反抗而反抗，屠杀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的亚洲人，欧美的报纸竟然大力吹捧和赞赏。在奈保尔的另一部作品《抵达之谜》中，作者揭示了饱尝白人歧视的非洲人模仿白人，歧视其他人种。在一次海上旅途中，文中 “我”因种族歧视被安排在单独的舱室。当一个黑人，与“我”一样，也是前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人被安排与“我”同住时，他坚持拒绝，要求与白人呆在一起，原因是“我”是有色人种（奈保尔 2006：128）。奈保尔以局外人的角度，指出盲目模仿必然会使非洲更加混乱，极端保守主义只会导致历史的倒退。《河湾》中，他揭示了土著对西方文明既依赖又害怕仇视的矛盾心态。“毁了小镇，他们又感到难受。他们又盼望这里出现繁荣。现在，小镇真地露出了一点生机，他们却又害怕起来。”（奈保尔 2003b： 68） 在刚独立时，他们毁灭了殖民者留下的一切来表示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愤怒，然而赶走一切外国人，拒绝接受外来的一切，号召非洲人重返殖民前的状况，重返丛林并不能解决非洲物质文明的匮乏和独立后精神世界的混乱。
奈保尔在作品中还深刻思索第三世界妇女和
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非洲妇女深受多重压迫，遭到白人、当地亚裔移民甚至本地非洲人的歧视，与动物的地位无异，甚至被妖魔化，如《河湾》中费尔迪南母亲扎贝思。在《自由国度》和《告诉我杀了谁》中，“我”的表弟和弟弟是第三世界国家
知识分子的典型，都肩负祖辈的重担，希望通过
知识改变个人命运，结果都成了失败者，变成西方世界里“晃晃悠悠、无所事事”的人。《河湾》中因达尔在宗主国接受欧洲文明，结识了一位对非洲事务感兴趣的美国人，加入了一个欧洲援非组织。从此，他开始出入各个
大学讲学，谈论非洲的美好前景。后发现自己只是被白人利用的工具，同时回到非洲的生活让他清楚地看到独立后的非洲的阴暗面、贫穷以及落后，政治上盲目模仿导致局面混乱、官员腐败、文化虚无，个人通过知识改变国家命运的努力同样也以失败告终。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80年代，奈保尔走访了刚果、阿根廷、乌拉圭，著有《刚果
日记》和《伊娃·庇隆归来》；80年代和90年代后期，分别走访了当代世界最富有争议的地区——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并出版游记《在信徒中间：在伊斯兰地区的
旅行》；后来他又游历了上述4个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出版作品《难以置信》。在作品中，他对于伊斯兰教的批评尤其严厉,曾将伊斯兰教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与“殖民主义”相比较,如此刻薄、大胆的批评引起伊斯兰世界轩然大波，也令西方左派和极右派都对他的言行极为不满。然而,在这些刻薄言辞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作为一个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及其对于广大被压迫者和倍受愚弄的“边缘社会”人们命运的终极关怀。
与此前特立尼达的童年追忆、印度的寻根相比，奈保尔撕毁自身族裔的标签、文化身份的属性争议，从一个“无根人”的角度，深刻、清晰地描绘了广大的前殖民地区在殖民者撤离后的生活状态，寄托了他深刻和广泛的人文关怀。这种族裔的突破、宏观的书写角度赋予他的作品世界意识和多元的特性。
3 结束语
双重的移民背景、双重的文化身份，对故国难以抉择的情感注定奈保尔无法真正融入任何一种文化，唯一的选择就是永远的漂泊。奈保尔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创造了一个第三空间，既非此亦非彼的空间。他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不再眷恋本土,而是自愿地在外漂流,寻找自己“想象中的家园”。多元复合的文化背景使奈保尔具备了理解文化差异的必要素质,也使他更能深刻体会优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差异意味着什么, “他在东西方两大文化范畴之间徘徊:既有文化依赖又有文化反抗”（崔新梅 2005：35）。这些都成为积聚在他作品中的深刻的底蕴。漂流生活中他写下了很多文化考察性的旅行志体小说和自传体小说,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延伸到了印度、非洲、南北美洲和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他深刻地描写了深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的动荡不安、暴力和绝望。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他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融入历史描写之中，是继康拉德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编年史作家（阮学勤 2002：133）。他是一个无根人，正因为他这种游移不定的漂泊状态，这种对于两种文化进退维谷的处境，使得他获得了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有利地位。他选择世界范围的游历，旅行拓宽了奈保尔的视野，他从关注自身的文化身份升华到整个第三世界独立后的文化状态，从个人家园的寻找上升到世界公民的高度，为战后人类的命运注入自己的理解，在自己的作品中创建了宏观的家园。从早期的寻根之旅到中后期世界之旅，是他从移民作家到世纪性作家的
成长过程，奈保尔通过自己的叙述创建了自己的第三空间，即一个宏大的、普世性的人类家园。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所说，“维.苏. 奈保尔是一个文学世界的漂泊者，只有在他自己的内心，在他独一无二的话语里，他才真正找到自己的家”（阮学勤 2002：133）。也许，他只有在自己多样化的文学世界里才能找到暂时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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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崔新梅. 在帝国的背后抵达或流浪——论奈保尔的文学世界［J］.平顶山学院学报, 2005(1).
李 雪. 奈保尔《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的后殖民解读［J］.学术交流, 2003(3).
奈保尔. 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M］.北京:三联书店, 2003a.
奈保尔. 河湾［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b.
奈保尔. 抵达之谜［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奈保尔. 自由国度［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阮学勤（译）. 瑞典文学院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J］.世界文学, 200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