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教育学毕业论文 > 文化论文 > 正文

诗歌创作与研究概述化毕业论文(2)

2013-07-02 01:03
    关于诗歌理论和评论
    一、关于诗歌理论
    这两年的理论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语言美学上。归纳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即诗歌语言本体，诗歌修辞以及诗歌体式。
    1.关于诗歌语言本体的研究
    陈旭光在《走向语言本体的诗歌美学——当前诗歌语言美学研究的反思和构想》一文中指出：“当前诗歌美学理论的研究，相当明显地体现出向语言本体回归和深化的趋向。表现为一种语言意识前所未有的觉醒和强化。”他说，“诗歌语言的本体意义”就在于“语言是我们生存的世界。”“由于现实生活的结构就是一个语言的结构，人也无处不在一种语言(指日常语言)的束缚和樊笼之中，诗人极力以诗的语言来对抗普通日常语言。”“然而，由于诗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语言及语汇本义上的完全重合，使得诗人所进行的劳作注定是艰苦卓绝的。”文章重点论述的是文本结构的生成原则和形式特征，即心灵境界借助于语言文字，外化为诗歌的意象。他还论述了诗歌语言和读者接受的关系，说“读者的阅读接受是诗歌文本结构的最后完成。”〔16〕张福贵和白玮合写的《破坏和发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意识的觉醒及其实验》将作为本体的诗歌语言的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1)超验与幻像：访问幻景；(2)口语化：回到原生态语言； (3)语言的狂欢：能指游戏与拆解实验；(4)抒情的纯粹：密码语言。〔17〕阿羊的《寂静之途》独辟蹊径，探讨了言说的对立面，即寂静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特殊作用，同时探讨了寂静和言说的关系。他认为寂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与日常语言无关的东西”，“是日常的语言系统之下的原始的召唤”。“这是一种无限涌动的状态”，而暗示正是“寂静涌动的一种方式’，“预示着寂静要将我们淹没的企图”，“所有的纯诗都是在努力接近这伟大的寂静”，所以他“认为纯诗一定是不可以朗诵的”。他进而发挥说，朦胧其实“是寂静的一种外部特征”，“它使我们希望在寂静之途长久地漫游的愿望成为可能。”最后，他得出与众不同的推论——寂静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既敌又友的关系。”此外的语言主要指的是日常语言。〔18〕于坚写于1996年11月—1997年3月的《诗歌之舌的硬和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种语言向度》是一篇富于历史感和挑战性的文章。他把普通话和方言对立起来，说“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进而认为50年代以后的诗歌在语言上有 “两个清晰的向度：普通话写作的向度和受到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的向度”。硬诗呈现出以下七个特点：“对诗言志和诗无邪的继承。把诗歌看成升华世界的工具、载体。”“诗歌抒情主体由某个抽象的、广场式的集体的‘我们’代替。”“抒情喻体脱离常识的升华，朝所指方向膨胀、非理性扩张。虚构、幻觉、依靠想象力是这类诗歌的普遍的特定的抒情方式。”“英雄人格的自我戏剧化塑造，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式的、从某种形而上的高度拯救众生的抒情。”“诗歌时空的‘高大’ 化、阔化(五洲四海)。语言高度抽象概括化。非具体的、大词癖。”“远方或生活在别处，对某个乌托邦式的某种‘更’的所在的向往。”“由于具体生活时空的模糊、形而上化，导致许多诗人的诗歌意象、象征体系和抒情结构的以时代为变数的雷同和相似性。”他随后指出，“外省的诗人可能通过书面语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但在外省，支配着私人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口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消解和削弱了这种影响。”而80年代从诗歌中开始的口语写作，其实是“对汉语日益变硬的舌头的另一部分(也许是更辽阔和更具有文学品质的部分)的恢复。”软诗的特征也有七点：“对诗的常识性理解。”“具体的、在场的。写作的自传化，私人化趋向。”“诗不仅仅是抒情或载道的工具，也可以是纯粹的语言的游戏。”“诗歌修辞方式回到常识的努力。对已经被虚幻的升华变成空洞的公共隐喻的解构。”“ 诗歌只能中性地阅读，韵律的非朗诵性。”“在这些诗歌中，一个活生生的、有着自己的与古老传统相联系的中国社会的日常人生和心灵世界被呈现出来”。由于“ 不同的方言对诗人的影响，他们呈现的特点在不同点上更多”。最后，他把自己的选择放在软诗上，因为“普通话把我的舌头变硬了”。〔19〕这也许是对西川的故意反对，后者曾说：“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自发地选择了”“书面口语，它与文明和事物的普遍性有关。”〔20〕
    邱正伦《语言：指向纯粹》则指出了语言本体论的另一个角度，即不是语言造就了诗，而是诗造就了语言。他说：“一首诗，呈现的总是一种语言事实。……但是，诗歌绝不停留在语言事实之中，它是语言的本质。只有诗，才能拨亮语言黑暗中的灯盏，把语言忠实地引向纯粹，回归其神性的品格。”他认为纯粹是诗人的生命吁求，是诗人对终极的逼问，而写作是语言的纯粹化过程。最后他强调：“诗人的自由绝不停留在写作本身的自由上，而更应该在一种有责任要求而进行的创作行为中享有自由。这种自由才是绝对的和超验的自由，才是被默许的被语言所敞亮的存在意义上的自由。”他把这种写作称为“红色写作”。〔21〕刘翔的《诗歌与语言》一文也认为：“语言不可能是诗人的所有目的，诗人的力量在于其思想深度、体验深度，寻求理解和自我理解才是他写诗的目的，而理解毕竟不仅仅是对语言的理解，而是通过语言对存在所进行的理解。”他要求诗语达到八个方面的统一，即：诗的语言的多义性、能指的快速滑动性与一定的主题统摄力的统一；语言的抽象性与以韵律、意象恢复词语的原始生动性(词与流水、鸟儿、天空和土地的关系)的统一；语言的约定俗成性、规范性(提供交往之可能)与语言之失序、语言魔力展现的统一；语言本身的俗念与语言的伦理、认识欲念的统一；俗语、俚语、口语的运用与语言的诗性本质的统一；民族的语言与世界性、现代语境的统一；赞美的、神圣的言辞与诅咒的语言、黑色预言的统一。他反对当代诗歌语言中的两个倾向，即“反对离开生动的经验存在的‘语言游戏’，反对仇视思想深度的‘口语化 ’。”〔22〕胡彦的《当代人本诗歌的语言特征》的研究向度是对时兴的语言本体论的偏离，同时他又企图在语言的工具性和本体性之间找到某种共性。他首先指出：“人本诗歌以人的主体性存在、人的主体性思想意识、情感心理的表现作为自己根本的艺术目的。……语言从根本上来说是附属于人并为人所任意支配和使用的符号。”然后，他指出，“在人本诗歌中，语言主体对语言的使用具有如下本质特征”：语言的独白化、语言的修辞化、语言的能指化和语言的本质化。他富于启示地说：“人本诗歌所表达的真理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取决于语言主体的意识方式、意识观念，它是主观的、相对的、有限的。而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是存在之真，它蕴含语言本体与语言对象于自身，呈现的是一种悠远玄妙、意蕴丰厚的审美之境。”〔23〕这几句话实际上道出了诗语工具论和诗语本体论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