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与“天生的见解”化毕业论文(2)

天才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人物性格，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内心冲突”。

“逼上梁山”故事中的主人公是林冲。批评家们认为林冲有性格，而且林冲性格的主要方面是一个“忍”字，这表现为林冲举起了拳头却没有痛打调戏自己妻子的高衙内、而且反对鲁智深杀死那两个企图谋害自己的押解公人。批评家甚至指出林冲之所以“忍”的原因：林冲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不希望这个家遭受毁灭，云云。但林冲实际上一如哈姆雷特，并没有什么“人物性格”，更谈不上“忍”。林冲从来没有忍过，而是“能出手时必出手”。林冲只是“复仇欲望”的化身。林冲之所以不打高衙内，是因为高衙内不是真正的仇人，真正的仇人是陆虞侯和富安。林冲阻止鲁智深杀死两个公人，原因是一样的。对于真正的仇人，林冲没有手软过：陆虞侯第一次诡计失败后，愤怒的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径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侯，也不见了，却回来他门前等了一夜，不见回家……林冲一连等了三日，并不见面”。[3]（P60）我们不能设想这期间林冲一旦遇上了陆谦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吗？林冲难道不知道，一旦杀了人，自己的“幸福家庭”——如果像我们的研究者所相信的那样真地存在的话——将会化为乌有吗？

作品中的人物既然被认为是像你我一样的人格性个体，对于人物进行道德评判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做法了。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倾注了数十年的心血研究《红楼梦》，但是，一旦面对《红楼梦》中的那些“精彩小片段”，周先生所说的话却表明自己被自己的道德意识所累，譬如，周汝昌先生说：“（《红楼梦》）书也只写到第三十二回，便又写宝玉被父亲一顿毒打，几乎送命……贾环正和盛怒的严父撞个满怀，正要倒霉，他却立即心生毒计，马上跪下，秘告宝玉，说出了这样一段伤天害理、激怒贾政的话”，周先生的结论是：“贾环是毒极了”。[4]（P124）旺盛的道德意识使得周先生看不见“宝玉挨打”故事的神秘（超道德）意味。贾环的“秘告”固然是宝玉被毒打的一个原因，但问题是：贾环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会在这个时候“和盛怒的严父撞个满怀”呢？其实，导致宝玉挨打的原因除了贾环的“秘告”之外还有不少，而且无一例外地都有“偏偏”的意味：一、忠顺亲王府的长史官“偏偏”一眼就看见了宝玉身上的“红汗巾”，并且当着贾政的面揭穿了宝玉的谎言；二、“（宝玉）正在厅上干转，怎得个人来往里头去捎信”，然而，“偏生没个人，连焙茗也不知在那里”；三、“正盼望时，只见一个老姆姆出来。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他”，不曾想，“老婆子偏生又聋”。周汝昌先生无视这些“偏偏”的神秘意味，而只是放任自己的正义感这匹野马。如果所谓“ 贾环是毒极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杀风景地作出判断：焙茗是玩忽职守的仆从。面对这一系列的“偏偏”，我们不应该单单抓住贾环“秘告”，并且说什么“贾环是毒极了”，而是应该长叹一声说：贾宝玉今天是怎么啦！为什么今天就发生这么多的“偏偏”呢？

如果我们真地去追问何以会发生这么多的“偏偏”，我们距离文学的真理便只有一步之遥了。一件作品中只需出现一个这样的“偏偏”，它便算是天才之作了，短短的“宝玉挨打”故事中居然有这么多的“偏偏”，却又仅仅只能激起研究者的一腔义愤，这大概算是对于天才作品的一种浪费吧。

最根深蒂固的“天生的见解”还有这么一条：作品是诗人的创造物，作品的一切价值都是诗人赋予的。这条“天生的见解”能够派生出许许多多的次一级见解，譬如：作品乃是诗人运用艺术手法表现自己某种思想感情（主题）的结果，换言之，文学作品被“理解”为命题作文一类的东西。

到作品中去寻找所谓的主题，乃是现代许多研究者的基本冲动。郭英德、过常宝《中国古代文学史》认为：“元代社会传统道德的崩溃和涣散，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沉忧患和强烈悲哀，也激发了他们维系纲常、端正人伦的责任感。只有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窦娥冤》正是把这种时代精神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下层平民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及其解脱，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5]（P233）这就不仅认为作家的目的（主题）在作品中存在，而且认为作家的目的甚至反映了某种“时代精神”。这段批评文字容易引起常人的认同，因为它是根据常识心理而说出的。批评家不仅抓住字面的东西而宣布窦娥是“下层平民”，而且说窦娥面临着“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总之，窦娥被理解为既弱小又善良。

但实际上的窦娥既不弱小也不善良。窦娥谈不上善良，因为窦娥把“大旱三年，寸草不生”的灾难施加给了楚州地区——这是窦娥的“鬼魂”当着父亲窦天章的面承认了的；至于说窦娥谈不上弱小，只要分析一下著名的“三桩誓愿”就显而易见了。刽子手正要开刀行刑之际，突然发现“这一会儿天色阴了”，继而又感觉到了“好冷风”，总之，“六月飞雪”的预兆再明白不过地展示了出来。为什么会有这预兆？缺乏思考的回答是：那是因为窦娥的冤情果真感动了老天爷。这样的回答之所以被认为是缺乏思考的，是因为我们可以反问：老天爷既然知道了窦娥的冤情，但现在正是事关窦娥性命的紧要时刻，老天爷为什么不当机立断地下起一场大雪，而只是按部就班地、不慌不忙地行事呢？难道是老天爷无力这么做吗？今则说，只说起六月飞雪的前兆，刚好表明了窦娥竟然强大得可以操纵老天爷，让老天爷服从窦娥的意图：如果老天爷真地按照自己“赏善惩恶”的定律而即刻下起一场六月雪，那么，监斩官必定会由此而暂停行刑之事，直至为窦娥平反，但这么一来，窦娥“毁灭社会” 这一先天目的也就无从实现了。让老天爷仅只展示出六月飞雪的预兆，是窦娥作为主人公的智慧所带来的神来之笔：代表官府的监斩官既然亲眼目睹了这些预兆，为什么就不能暂缓行刑呢？监斩官难道就不怕窦娥“大旱三年，寸草不生”这一关系到整个楚州地区命运的誓愿由此成为现实吗？监斩官终归是无动于衷。这就暗示了官府的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