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可比性问题(2)
2013-07-19 01:00
导读：现代思潮对一度作为可比性的“第一原理”的普遍性的质疑是多方面的。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上，现代思潮致力于解构形而上学，彻底放弃
现代思潮对一度作为可比性的“第一原理”的普遍性的质疑是多方面的。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上，现代思潮致力于解构形而上学，彻底放弃了人类认识掌握逻各斯的追求，不再相信有通过绝对理念而最终达到对事物的统一认识的可能，转而肯定纷繁复杂的现象界的价值和意义，并认为所谓的普遍性认识只是古典式的理性主义的理想。只有在理性主义的认识论模式的统治之下，才可能想象人们的认识会趋于一致。而事实情况却是，世界多种多样，认识、看法、观点也多种多样，永远不可能有真正共同的东西。
其次，在方法论上，现代思潮认为，对普遍性的追求反映的是人们思维方式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科学主义与主义的对立。经验主义倾向于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具体的生活经验，它们往往五花八门，烙上了个人的印记，不可能统一，所以才会有相反的吁求，希望理性主义建立一个知识的体系，统一大家的观点和见解。然而正是在理性主义统一的知识体系下，忽略了事物与现象的许多具体而复杂的细节。科学主义是理性主义的盟友，在抽取出一系列科学的原则、原理、公式，以构筑亘古不变的科学大厦的同时，忘记了历时发展的更根本的原则是贯穿于一切事物的，而事实上连科学认识本身也在不断深化和变动之中。因此对历史潮流中不断涌现的变化情况，只有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才是正确的。
第三，在学上，现代思潮认为，普遍性在文化冲突中实际是在为文化霸权主义效劳。它在全球化的旗号下，有意抹煞或至少是在弱化各个地域、文化的本土性，和后殖义时代的文化侵略沆瀣一气。谁想要坚持民族地域文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谁就必须抵制普遍性，否则，本土文化将丧失保护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尤其对弱势文化来说，更应该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不要急于通过普遍性这样的说法去认同强势文化，否则难以保证自己的生存。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最后，在文艺学上，现代思潮认为，不同于自然科学，是人的情感、本能、直觉及非理性的自由表现，不会遵循认识论的理性规律。它对世界或事物的把握，并不上升到抽象的普遍性认识，只可能是形象具体的个人性体验，因此具有鲜明的个性。作品的个性越鲜明，文学成就越突出。在文学领域寻找普遍性是荒谬的，只会抹煞文学创作的特点，将它和自然科学混为一谈。这样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简单化的表现。
现代思潮对普遍性提出的挑战，是相当深刻和相当严肃的问题。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嬗变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挑战的力度。结构主义曾主张，即便是在不断变化的外部和内部结构中，也有某些特征仍然保持稳定性，由其确保事物的同一性，它们被称为不变因素。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就把人类存在的三种家庭亲缘关系，即血缘关系、联姻关系和血统关系（分别对应兄弟姐妹关系、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视为家庭亲缘关系中的不变因素，但他无法否认它们随历史状况而变化的情况。如在原始社会的蒙昧阶段，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后来就遭到禁止；夫妻关系经历过一妻多夫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种种演变；父与子的关系在母系社会是不明确的，甚至以甥舅关系出现，在封建社会则有嫡长与庶出之分；等等。因而列维—斯特劳斯又区别了不变因素的多种形式，如间断性不变因素、关系形式不变因素、结构性不变因素、功能性不变因素等。但这样一来，不变因素就只剩下了相对的性质和意义。
到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明确反对使用笼而统之的普遍性断语，反对将个别问题的研究结论推广到更大范围，用“宏大叙事”武断地涵盖众多生动具体的复杂现象，更拒绝那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性结论。在福柯看来，只有学术和学科领域中的“局部性哲学”和“局部性术语”，而没有所有学术和学科领域都适用的普遍性东西。福柯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我并不否认历史，我只是将一般的、空洞的变化范围搁置起来，这是为了揭示不同层面上存在的转换活动。我拒绝接受千篇一律化的时间模式。”或用他听起来更趋极端的话说：“要制造差异，即把差异作为对象来构建。”[2]（第五章“结束语”）
中国大学排名 无疑，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差异远比共性更有价值。对此，比较文学在可比性问题上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其策略可谓是调和性质的。具体说即把可比性当作能够开展比较研究的一种可能，此外还必须辅之于其它条件，从而既扩展了它的范围，又限制了它的作用。根据国外比较文学界的概括，大体有以下六个环节：
1.比较的“可能性”；2.比较的“内容”；3.参照意义或背景意义；4.比较的意义；5.比较的表现层次，属于个例比较、典型比较或者总体比较；6.概括的性质，具体概括还是抽象概括。[3](P58)
我们看到，通过可比性的确认所提供或得到保障的比较研究的合法性，只充当了其中的一个前提。然后还必须就比较对象的内容、比较工作的参照系数（经验层面上是别人是否做过同类工作，理论层面上是方法论的依据）和比较研究本身的学术意义或现实意义进行论证。这样一来，似乎可比性得到了更多理由的支持，但同时却转移了问题的重点，改变了问题的性质。
与此同时是对比较范围的限定，要求区别研究工作究竟属于哪一层次。个例比较只限于个别现象，作家也好，作品也好，得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这一特定的现象，不具有推广性。典型比较主要也面向个例，但这样的个例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因此得出的结论也能够推广开去，适用于同类型的所有例子。总体比较范围要更大，不是个例而是总体情况的比较，结论的适用范围也广得多，但也同样限定在某一界线内，不能随意跨出去涉足别的领域。在最后的环节即对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的概括上，则要求区分是具体概括还是抽象概括。应该说概括都是带有抽象性的，所谓具体概括，是指在抽象过程中不舍弃具体的、形象的、足以说明特征的东西，或者接近马克思《政治学批判导言》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4](P103)。一般来说，抽象概括适用于更大范围，更有普泛性质，但具体概括因其丰富的内涵同样有演绎的充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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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为了证明或裁决某一项比较研究是可行的，事情只有变得更复杂。本来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学理基础，现在放大成对比较研究全过程的检测。在面面俱到的同时，很有可能什么也没点透彻。
四 类似性：应答现代意识挑战的新规划
学理根据，作为整个学科建设的基石，它的首要条件是简约。它应该只是一个基本的原理，一个简明的起点，然后再由此发展出和构建起整个学科的大厦来。本着这样的认识，为了更有成效地应对现代思潮的挑战，我们提出“类似性”(affinity)的范畴，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的根据。（注：笔者在《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的“余论”部分提出了这一范畴，但没有展开论述。）
首先需要说明，affinity（也译作“亲合性”）源自拉丁语affinis，原意是指有关系、有联系的属性。它曾在西方自然科学中为早期化学文献广泛使用，以说明事物所具有的能够互相发生化学反应的能力。它的内涵和外延都表明，它不同于别的表示同一性质的概念，着重的是不同事物彼此的关系与联系，彼此发生感应和作用的特性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它讲究的是动态的合，而不是静止的一。
我们承认，事物不可能完全同一或表现出无条件的普遍性，差异也许是事物更为根本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意识针对古典思想过分强调事物的共同性而忽略了其差异性，反过来突出和强调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