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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中的怒吼：文化批判的历史与现状

2013-08-02 01:05

    一、批判的萌生
　　
　　正如美国左翼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指出的，常常被人宣布死亡，却一次又一次地有人让它起死回生[1]。19世纪的自由所造成的“悲惨世界”从道义上讲已经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自由人的联合体”无论从人道主义还是从发展的角度上讲都建构了一种解放的。这是一个消除了乌托邦色彩----所谓“空想”---的解放的可能性。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无法离开一个前提，即作为消除异化的物质基础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
　　
　　按黑格尔的异化规律，“绝对精神”的“复归自身”首先必须经过一个异化的黑暗时期，异化的惨烈同时构成它的辩证演绎的严厉前提。显然，如果认为原始社会相当于黑格尔异化规律中的自在同一阶段，那么存在和统治的阶级社会则相当于异化阶段，“自由人的联合体”便等于“绝对精神”的“复归自身”。从而，深得黑格尔辩证法精邃的马克思心目中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认为相当于黑格尔异化规律中的异化阶段在自身发展中的登峰造极。这是一个在全面的分裂与最终的统一中的临界点，达不到这个临界点所谓的“统一”的努力无论如何悲怆，最终只能是一场悲剧。
　　
　　然而，历史的发展使“社会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当初的设计。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取得成功的国家全是东方落后国家，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差之何止千里。而从1919年到1923年发生在德国、芬兰、匈牙利、奥地利等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无论是是否打破过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都很快地便被扑灭。而已经取得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不可思议地沦为一种更加野蛮的极权主义。

　　
　　种种迹像表明，从理论对现实的规划而不是从它本身内含的精神向度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的角度上讲，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似乎来得太早，社会历史开了个玩笑，绝不提供给它实现的机会。于是，对革命的理解便必须脱离原初的含义，那种“所指”已经碎裂，它的“能指”可以按它的内在精神加以重新演绎。从而，学的批判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致命一击的可能虽然实际上已经在某种意义上不辜负它的使命，-----比如迫使资本家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人的福利-----，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但社会主义改造了资本主义”的一种呼应它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框架内进行演绎的，它无法置资本主义于死地。而即使是在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超党派的非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由于很难改变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意”，它在朝向一个人道主义社会的进军中也已经寸步难行。
　　
　　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危机和困境终于导致了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20世纪的转型。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失败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强大的“文化号召力”，它取得了民众的“欣然同意”。这也就表明，资本主义的意思形态机器的轰鸣淹没了一切反对的声音，使一种社会的一体化成为它存在的支持依据。按葛兰西的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结构不同于东方专制国家，除了政治社会外，它还有一个发达的市民社会，而意识形态，或者说文化的控制正是市民社会的特征。于是“革命”便成了一种“总体性”的“革命”。资产阶级利用市民社会行使文化领导权，打破这种霸权首先成为“革命者”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于是文化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具有了比政治经济学批判更为艰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二、文化批判的困境
　　
　　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以一种整体出击的方式出现。葛兰西之后，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萨特、列菲伏尔、赖希、弗洛姆、伊格尔顿、杰姆逊、德里达、阿尔都塞、马尔库塞、梅洛—庞蒂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发展了他的思想，特别是以霍克海默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广泛借鉴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本主义思想，几乎将资本主义的五脏六腑掏个干净。无论是对文化的批判，还是对“独裁主义国家”的剖析；无论是对“单向度的人”的剖解，还是对“虐待—被虐待狂”的分析；无论是对政治领域的审视，还是对“日常生活“的洞悉，都使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秘密暴露无遗。这些思想家触摸到的绝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表层，他们还深入到了人的存在本体，看到了支持这一切的那个恐惧、焦虑，以及人的存在的确证只有借助于对社会属性的“反映”的“逃避自由”的幽灵。
　　
　　必须承认，如果说葛兰西、卢卡奇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无论如何都与那个“无产阶级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到第二、第三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则已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痕迹。这些学院思想家从事的批判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理论活动，因此批判针对的并不仅仅是他们所生活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它具有“普遍之维”。“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手中也主要是一种“批判理论”，它已褪去了作为一种“思想”曾经具有的那种特征。因此，这种批判远离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虽然激烈之极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狂风暴雨。
　　
　　在许多资本主义辩护士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批判已经失败了。他们唯一的辉煌是呼唤出了西方60年代的青年造反运动，特别是法国的“五月风暴”。然而，这个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特征”的“运动”仅仅昙花一现，并未伤及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体。资本主义跨过动荡不安的60年代，迎来了70、80年代的复兴，在90年代初迎来了“共产主义体系”的分崩离析。从此，“自由主义”开始了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借助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摧枯拉朽，将无数趋炎附势者裹挟而去。到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实力最强、批判最彻底的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学派严格来讲已经解体，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抽去了“批判理论”的灵魂。而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的哈贝马斯，则已从当初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的论证转变到为它的存在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吉登斯等人与资本主义统治机器勾勾搭搭，“第三条道路”中已经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一席之地。老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作古，他们的呐喊虽然还振聋发聩，但他们当初所批判的一切-----人的单向度化、文化工业的奴役性、异化的生活和消费对人的否定，等等-----却反而越发加剧。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也许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一开始便感受到了这种文化批判的困境。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时，就与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强调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当“文明”的压抑灾难性地遮蔽了人的本真存在状态，并且使任何反抗冲动都不会被引入真正的基于人性基础上的否定性思维时，文化批判无疑是一种乌托邦的长征。非常明显，统治意识形态的指令已经渗入人的存在本体，灾难性地改变了人的本能结构而使大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成为一种本能反应，那么，所谓的“本能革命”、“绝对的否定”、“大拒绝”都仅仅是在不可能性中期待一种奇迹。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充分表现在马尔库塞晚年的著作《之维》中，它仿佛是对几十年前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声音的回应：“我们所疑惑的并非遍布大地如同地狱一般的现实图景，而是没有冲破这种现实的合适机会。在今天，如果还存在着我们可以把传递讯息的责任交给他的人。那么，我们决不馈赠给那些‘大众’，也不馈赠给个人（他已无力），而是馈赠给一个想像中的证人――只要他不与我同归于尽。” [2]

　三、文化批判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