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宋史研究综述网(2)

    王青松《南宋海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探讨了南宋沿海制置司的设置和沿海的巡检、县尉等地方力量以及民间武装在海防中的作用。刘建丽、赵炳林认为蕃兵的建立是宋代兵制改革的创新(《略论宋代蕃兵制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略论宋代蕃兵建制》，《西藏研究》第2期)。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研究》第1期)指出，赵匡胤建国以后，正式将弓手当作维护基层治安的武装力量。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社会形态，以及运作机制的转变。马继云《宋代的“厢官”》(《江海学刊》第4期)认为，宋代的厢官职责不能以“治烟火盗贼公事”一言以蔽之。

    政治。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第1期)认为，宋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像，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从而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第8期)认为，史学界经常说的“唐宋”、“治隆唐宋”，并不科学。宋代是五代后中国多国并存时期的一个连汉族都未统一的地方割据政权，长期是辽、金的“臣、侄”国，不能与唐朝并列。赵河清《赵宋王朝特质之时空背景考析》(《贵州学院学报》第5期)联系宋初国策及以后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对峙争战状态等因素构成的时空背景，对宋朝的综合实力予以肯定。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史实及类比方法，反驳了“宋代‘积贫积弱’特点”的说法。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第2期)指出，由于宋代的重文抑武的国策及宋初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使得两宋时期宰相的军权始终存在，并且渐次加强；与此相对应的是枢密院的权力、地位逐步削弱，并最终沦为宰相的下属机构。张筱兑《宋初“守内虚外”政策与枢密院的身份危机》(《甘肃高师学报》第4期)指出，宋初君主对内采取“右文抑武”的政策，对外则将传统的“内绥外御”的边防政策调整为“守内虚外”，致使枢密院出现了巨大的身份危机，为有宋一代文武两个集团的矛盾埋下祸根。谷更有、尹子平《宋代豪民与官吏勾结对的内耗性分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宋代豪民的猖獗限制了宗族势力的发展，豪民之间的自私自利又决定了其难以形成集团力量，他们同官吏之间的相互利用造成了国家的内耗。张学玲《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指出，北宋士大夫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和精神风貌，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路育松《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中国史研究》第l期)从介绍冯道其人人手，分析了五代至北宋时期对其评价的变化过程，指出这一过程正是北宋气节观内涵发生变化的过程。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一书，探讨了北宋武将群体的构成及武将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变迁，论析了北宋以文官抑制武将的策略及其消极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了北宋的兴亡。作者还讨论了北宋“将门”形成的原因、时代特征，以及产生的影响；探析了皇室与“将门”的通婚现象(《北宋“将门”现象探析》，《中国史研究》第3期；《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文史哲》第3期)。张明认为，北宋的驭将政策，导致北宋中期以后军政上出现的“将懦兵骄惰”现象，是造成宋王朝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北宋驭将政策矛盾探析》，《广西社会科学》第1期)。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宋徽宗即位初，蔡王集团的存在，使徽宗较少胡作非为，随着向太后的去世，蔡王集团瓦解，徽宗开始在一片赞扬声中为所欲为。何俊《庆元党禁的性质与晚宋儒学的派系整合》(《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由于党禁及其政治变化，使得浙学直接受累，进而从晚宋的儒学思想中分离出去。崔英超、张其凡《论“隆兴和议”前后南宋主战派阵营的分化与重构》(《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探讨了南宋主守派阵营的形成，及其对政治走向的影响。侯绍庄、钟莉《也谈南宋初年的宋金“和”“战”》(《贵州文史丛刊》第3期)针对《南宋初年宋金“和”“战”新探》(《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一文指出，赵构、秦桧向金称臣求和，是一种争取时间、稳定局势的斗争策略，是为了保住其统治地位，而南宋小朝廷得以偏安一隅，主要是广大爱国军民英勇抗金的结果。程龙《论北宋西北堡寨的军事功能》(《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北宋堡寨的军事功能是与西夏争夺边境地区的和土地资源，以满足军队后勤补给的需求。王曾瑜《从康熙的议论谈宗泽、岳飞等抗金》(《史学月刊》第4期)通过康熙的议论，再次就宗泽、岳飞等抗金的正义性进行讨论。汪天顺《北宋前中期的西北边疆经略》(《甘肃理论学刊》第6期)分析了北宋前中期朝廷对西北边疆态度所经历的从积极到消极、再趋主动的过程。肯定了曹玮、范仲淹等人的成绩及朝廷所起的作用。

    改革。王世农《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文史哲》第3期)指出，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夏巍巍《制度、产权与历史变革——论王安石变法的本质》(《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运用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及在实施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周建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北宋是理学勃兴的时期。而王安石提倡的“新学”，以及他所施行的“变法”，是与理学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的，故此注定了变法的失败。游彪《关于宋代的免役法》(《中国史研究》第2期)认为，免役法的推行某种程度上是公平原则的体现，它将许多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逐渐纳入“助役”者的行列，进而扩大了服役者的范围。尹娜、黄纯艳《论北宋杨允恭盐法改革》(《云南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杨允恭盐法改革，实行了国家垄断收购、地方政府发卖的制度，确立了以淮浙盐支撑江淮漕运的新体制，对漕运、人中和茶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杨世文《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四川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北宋通过对科举和取士科目的改革，不仅重新确立了经典在科举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促进了经学变古。

民族与周边问题。张文《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与社会控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两宋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从主体上看，可分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冲突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两大类型，从形式看，则分为经济冲突与文化冲突两大类型。两宋政府实施的社会控制措施并未能杜绝此类冲突发生。徐晓光《唃厮啰政权的“立文法”与宋朝藏汉关系立法》(《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分析了唃厮啰政权与宋朝之间的关系，论述了宋朝所运用的措施在调整蕃汉民族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刘建丽《略论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关系》(《西藏研究》第4期)梳理了宋代西北吐蕃与周边政权的政治、经济关系。蔡家艺《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史研究》第3期)认为，沙陀族解体后，其族人大都散居于辽、宋、金、夏境内。宋朝境内的沙陀人，绝大多数来自于后汉、后周和北汉，其中有不少是沙陀世家。袁波澜、敏生兰、黄丽《唐、宋民族政策——羁縻问题之比较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探讨了唐、宋时期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了两朝民族政策的经验。白建灵《论宋元及以后新兴少数民族的特点》(《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指出，宋元及以后新兴少数民族的特点是：1．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具有明显的游牧与双重结构，其发展方向是逐渐融合为内容更丰富的汉族；2．经济上全面适应农业社会，同时保留其重商传统，文化上主要吸收儒家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吴玉亚、包伟民《变动社会中的外交模式——从宋廷对高丽使臣接待制度看宋丽关系之流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宋朝对高丽使臣的接待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宋初以东夷之国视之，进而不断提升，至仿西夏例，进而易为仿辽例，至南宋又有回落，最后失去直接的遣使往来。这一变化过程正是宋朝国力日衰及其在整个东亚世界中地位下降的折射。吕英亭《高丽王朝与辽、宋政治关系之比较》(《东岳论丛》第6期)指出，高丽对中国奉行着“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则，在辽朝武力征服和威胁下不得不向其称臣；同时高丽对中原文明怀有深刻的文化认同感，但这种文化认同感又必须服从于实力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