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宋史研究综述网(3)

二、史

    商业经济。李晓在《宋代商品结构状况的变化》(《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中指出，宋代流通商品的结构状况较以前有许多变化，其表现一是米绢类商品的跨区域流通空前发展，二是以茶叶、交引等为代表的新商品大量涌现，这标志着宋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他在《论宋代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史研究》第1期)中提出了“小农、小工、小商三位一体化”的概念。王兴文《北宋漕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交流》第7期)指出，北宋漕运业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促成了一批商业城市的发展和市镇的复苏。史继刚《论宋代官府的食盐零售体制及其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盐业史研究》第4期)指出，宋朝对食盐生产、运销诸环节的控制非常严格，特别在食盐榷禁地区针对广大消费者的食盐零售，采取了与以往不同，并且违背消费者意愿的强制配售方式。汪圣铎《试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认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较唐代大为减弱，政府始终没有颁行以绢代钱的正式法令，但是宋代绢帛也有一定的货币功能，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一种准货币的作用。王菱菱《宋代金银的开采冶炼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期)通过《舆地纪胜》、《本草图经》和《龙泉县志》中有关金矿开采过程及灰吹法、火爆法技术应用的记载，探讨了宋代矿业生产发展的技术基础。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宋朝在发展与辽、夏、金等政权贸易时，将与经济结合起来。即使在战时，南北两地互补余缺的物资交流也未停止过。

    区域经济。吴小凤《试论宋代广西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从、手、商业等方面考论了宋代在多种情况下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梁中效《宋代蜀道城市与区域经济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宋代蜀道城市带以茶马、茶盐贸易为龙头的商品流通潮，使西北秦陇市场和西南川蜀市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陆敏珍《唐宋时期宁波地区事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论述了唐宋时期宁波水利事业的情况及特点，分析了该地区水利事业兴盛的原因。王义康《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唐北宋时期，河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具有地域分布广、产量大、质量优的特点。

研究。郑维宽《宋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广西社会科学》第9期)对宋代广西几个时期的民籍人口数进行了估算。指出，北宋元丰时广西的总人口至少达到160万，崇宁元年时至少达到200万人。南宋初期，今广西境内的总人口应达到300万人，南宋末期，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50万人。张箭《周宋之交中原王朝所辖的户和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指出，后周一年所控制的户数约254万，宋朝开国元年的户数只有97万，其中之间的巨大差距是缘于当时尚有207县因人口稠密、户数众多、工作量大而未把户数及时报上。陈国灿《南宋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南宋时期，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中镇级中心地区大致可分为上千户至数千户、数百户、百余户三个等级，草市大致可分为千户以上、数百户至百余户、数十户、几户至十几户四个等级。市镇居民的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构成了不同的社会等级。

三、史

    文化。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研究》第1期)以观察历史时段的视域变化探讨古代文化思想史。指出在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领域里，可以将历来习惯于“唐宋”对比的方法，转向注重“宋明”连续的思路。康保苓研究了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问题(《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成因》，《云南社会科学》第4期；《论北宋前期的文化重心：以学术中心、状况作为考察的重点》，《学习论坛》第12期)。陈默《浅析宋代茶文化繁盛的原因》(《文史杂志》第3期)从宋代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市民文化的兴起、贵族阶层的大力推动、文人雅士的推波助澜等方面论述了宋代茶文化繁盛的原因。李更《北宋馆阁校书之人员构成及其政治文化内涵》(《江西社会科学》第7期)提出，北宋馆阁的图书工作总体上由馆阁儒臣担任，任用专业人员从事相关工作属特例，馆阁的政治职能与文化职能之间，存在良性互动。徐鸿钧、唐燮军《略论南宋浙东刻书业的地域特征及其类型》(《宁波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南宋浙东各地刻书业，无论刻书主体，抑或所刻书籍，均具有地域特征。刘琳琳《活字印刷术推广应用迟缓原因探析》(《贵州文史丛刊》第1期)从活字印刷的技术和汉字的特殊形态等方面分析了活字印刷术推广应用迟缓的原因。

    教育。本年度宋代教育方面，主要集中在宋、元两代的纵向研究上。邢铁、门玥然《宋元时期的家庭教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第3期)认为，宋元时期的家教形式以私塾为主，多数是由家族组织的。费斌《宋元时期广西文化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宋、元两代，广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呈明显的落差现象。宋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兴盛期。元代是广西文教发展的中衰期。孙显军《宋元时期江苏私学述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江苏在宋元时期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学制度，但私学教育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胡青、简虎《论宋元之际江南书院对社会的教化》(《江西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宋元之际，书院在社会教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元祐政府所推行的“汉化”政策，借助书院强化了社会教化功能。

    思想。郭齐勇《综论宋元明时期长江流域的儒学》(《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认为，宋元明时期的儒学有了新的范式。北宋初期的宋学博大，中期的宋学即。南宋的儒学为理学。在宋学特别是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少儒学群体在长江流域崛起。蔡仁厚《宋明理学与当代新的对比及其前瞻》(《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同中存异。肖永明《北宋新学与理学人性论建构的不同路径及特点》(《求索》第2期)认为，北宋中期，荆公新学与理学学者在整合先秦以来儒家人性学说、吸收佛道之学理论思维的基础上，进行了人性理论的建构。两派学者的理论建构路径各具特点，由此在人性论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宗教。张风雷《五代宋初天台教籍复归中土问题的再检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在五代、宋初关于天台教籍复归中土的问题中，最有可能的是曾往日本、高丽两国遣使求取天台教籍。李承贵《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解读及其方法上的困局》(《江西社会科学》第7期)指出，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解读虽不乏积极性见识，但仍然表现出对佛教的严重误读。卢连章《二程理学与佛学思想》(《中州学刊》第1期)指出，程颢、程颐在建立理学体系时，对佛教思想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由于二程所吸收的内容不同，从而形成了理事二分的理本论。天师道是道教的主要派别，郑信平《宋以来天师道的“心”“道”思想》(《求索》第2期)分析了宋以降天师道中的几个代表性人物的“心”“道”思想。

    史学。张明华《宋太宗与北宋初几部官修史书的形成》(《史学史研究》第4期)指出，宋代史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主动要求在官修史料书的过程中建立“纪草”、“进御”制度，为宋太宗篡改历史创造条件。丁海燕在《宋代史学三厄》(《史学月刊》第3期)一文中，从一些宋人笔记中出宋代史学三厄，即废史学、篡改实录国史和私家撰史之忌。他在《宋人史料笔记研究——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代史料笔记的评价谈起》(《中州学刊》第1期)中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对宋人史料笔记的评价，反映出清人对史料笔记特点的一些认识。孙继民《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荫补拟官程序》(《历史研究》第2期)认为，黑水城文献包含相当数量价值颇高的宋代文书，尤其是《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一组。方懿超《试论宋代四六类专门性类书》(《四川学报》第6期)阐述了宋代四六类类书的兴盛原因，分析了四六类类书的性质及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