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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宋史研究综述网(4)

2013-08-13 01:11
导读:生活。高楠在《宋代的私有田宅纠纷 ——以亲邻法为中心》(《安徽史学》第5期)中指出,在宋代社会的私有田宅交易中,围绕亲邻法出现的田宅纠纷在宋

生活。高楠在《宋代的私有田宅纠纷——以亲邻法为中心》(《安徽史学》第5期)中指出,在宋代社会的私有田宅交易中,围绕亲邻法出现的田宅纠纷在宋代的矛盾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中反映出宋代社会中在经济利益作用下的人际关系变化。他在《宋代家庭中的奁产纠纷——以已婚女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中指出,宋代家庭中夫妻之间、已婚女与丈夫族人之间的奁产纠纷不乏其例,从中看到两宋时期已婚女性的法制观、财产观及家庭内部在经济利益作用下的人际关系变化。高楠、王茂华《宋代家庭中的奁产纠纷——以在室女为例》(《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认为,宋代社会中,以妆奁嫁女是为所规定并为社会所认可的,当在室女的奁产权受到侵犯时,她们甚至不惜采用诉讼这一方式,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诉讼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法制观念和经济观念。张明华《“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史学月刊》第5期)探讨了北宋灭亡前后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问题。

 

四、考证

 

唐莫尧在《“贵州”一名由来考证》(《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3期)中对“宋太祖敕书说”提出质疑。在《“宋太祖敕书说”质疑补述》(《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中对其质疑进行了补述。朱松美《“烛影斧声”探谜》(《山东学院学报》第3期)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认为“金匮预盟”是可信的。汪圣铎、孟宪玉《宋真宗的潜邸旧臣考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宋真宗任用的潜邸旧臣中武将官大而无功,文臣无为而因循,他们的所作所为给宋代社会带来了不利影响。汪圣铎在《宋代头子、宣头考略》(《文献》第1期)中考证了宋代头子与宣头。在《南宋晚期物价考论》(《文史》第1期)中考察了南宋后期的纸币标示及铜钱标示的量价、南宋晚期的金银价与绢价等问题,并就南宋晚期物价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许兴宝《岳飞追封鄂王时间辨正》(《遗产》第5期)认为,追封岳飞鄂王时间应为嘉泰四年(公元l204年)。宋代“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具体有哪些,历来记载不一,顾友泽《“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5期)先对《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人员进行考辨,再就所见资料,补入可能的参加者陆经、孙甫及梅尧臣三人。彭向前《<临川文集>载<与王子纯书(三)>考》(《青海研究》第3期)考定《临川文集》载《与王子纯书(三)》年月为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三月,并对这封书信所具有的意义略作阐发。此外,《文史》第1期专刊登载了宋代文章,除文前所述,其他考证文章另有:王曾瑜《岳飞“诏狱全案”中的判决省劄等考辨》、祝尚书《宋代科举发解制度考论》、李之亮《宋代转运使司置司考述》、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诏令的传布为中心》等。

 

五、人物

 

    本年度人物方面仍然以王安石、朱熹研究为主。姜国柱《王安石的军事思想》(《南昌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王安石提出的“省兵”、“将兵法”、“兵农合一”等军事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和现实价值。李春桃《论王安石晚期思想并非崇佛》(《求索》第5期)认为,王安石的经学被称为“荆公新学”,是宋代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新勋《王安石<春秋>“断烂朝报”说辨正》(《中国典籍与》第2期)结合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与宋代《春秋》学的情况,认为王安石确有《春秋》“断烂朝报”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贬经,恰恰反映了他的尊经思想。詹建志、朱汉民《朱熹<四书>学的人文信仰特征》(《求索》第10期)认为,在朱熹的《四书》学与宋儒的思想体系中,人文观念的强化与宗教功能的强化几乎是一体的。朱汉民《朱熹<四书>学诠释的二重进路》(《求索》第1期)指出,朱熹主要是通过“—文献”与“实践—体验”的两种诠释方法,将《四书》学与统一起来,以实现对《四书》诠释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双重要求。李华瑞、王海鹏《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述论》(《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朱熹的禳弭救荒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自然现象的认识;祭祀鬼神与祈祷救荒;畏天敬诚弭灾与正君心、改革弊政。俞兆鹏《论朱熹的民本主义思想》(《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朱熹主张推行民本主义,朱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是“天理”,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观点基础之上。粟品孝《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与其家礼活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对朱熹的家礼行为进行清理,并与其《家礼》文本进行比照,发现其言行相顾,但由于现实境遇和思想的变化,朱熹的一些行为与《家礼》的要求明显不合。而最受后人重视的《家礼》“祠堂”部分则可能并非朱熹所定。

祖慧《沈括评传》一书,了沈括的生平事迹,探讨了沈括的自然科学思想和人文科学思想。郭胜强《韩琦“保守派”辩》(《史学月刊》第7期)分析了韩琦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指出不能把韩琦称为保守派的代表。何忠礼、周方高《论司马光民族观的继承性与创造性》(《福建论坛》第4期)指出,在宋代士大夫中,司马光的民族观最具积极意义,他汲取了先秦及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分,加以丰富和发展。

 

六、研究回顾

 

    邓小南《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第9期)从长时段的探索、专题史研究的活跃、研究条件的新积蓄、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等方面点评了近年宋史研究状况。《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一书收录了17篇评述文章,对近百年宋代制度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内容涉及宋代、吏制、驿传、法律、、土地、军事等方面。《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一书,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梳理和总结了不同时期对王安石变法评议、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综述文章有:尹波的《宋人年谱综述》(《四川大学学报》第2期)、刘建丽和王照年的《宋代西北少数民族百年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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