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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与中国语境网(2)

2013-08-24 01:00 补后遗症"还分明可见：由于缺少相关的知识背景，缺乏基本的文本分析训练以及对相关理论方法的掌握，中界的许多"研究"、"批评"还往往仅停留在对西方某些名词术语的简单套用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其观念和方法而言不过是那种僵化的传统批评的翻版。不要说后结构主义的诸多理论方法，即便是结构主义初期最基本的学、符号学原理在中国的知识界也远未普及。有人曾认为，今日中国学术也已超越文学研究而到了一个研究的时代。我以为这未免过于乐观了。中国在文学研究方面直至今天也还只是"初级阶段"，我们还从未像欧界那样在语言学、符号学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没有在文学形式的诸多方面详加探讨。多年来，惟一能聊以自慰的便是抬出中国传统的"诗学"来壮门面。然而我们对自己传统诗学到底又知道多少？在缺乏现代语言学方法，不做话语深层分析的情况下，真的能够对传统诗学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把握么？日本学者池上嘉彦曾以语言学方法详细分析了日语文本在"粘着性"上与西语的不同。这对言文学研究也很有启发。然而国内的研究仍大多是拿几条中国的古代文论去套－下西方文论，再归纳一下异同，以为便是融会中西诗学了。用这样的"理论"能研究中国20世纪的文学么！文学研究如此，文化研究难道就能创造奇迹吗？虽然近年来国内在文化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但终属凤毛麟角。

　　有时，这已不仅仅是学术水准问题，而且更有意无意地涉及到"学术"的层面。比如在某些研究中，由于不懂话语分析的相关方法，无法进入文本的深层加以解析，只好听任已有的"中心意义"（此种中心意义的建构过程，往往背景复杂居心叵测）的摆布。其结果是不仅无法揭示其背后深层的权力关系，反而为这种权力关系所役使，不是"除幻"，而是"制幻"。中国的一些女性主义者就常把在故事层面讲述女人故事，但在话语层面上却显然是男权观念的文本，当作"女权"文本。这实在无异于一种女性主义的自我解构。在种种复杂且混乱的情况里，更有－种潜伏于学术背后的动向尤为值得注意：那便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比如近来的一些文章就有意模糊当代中国的相关语境，把本是批判主流意识形态利器的杰姆逊的相关理论，有意误读且歪曲改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外援"。这实在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政治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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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另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是，机制运作对文化批评的利用和改造，致使某些批评偏离学理并被商家所利用，其间缔结的新的"共谋"关系制造出一系列虚幻的文化批判风景。这就使得文化研究自身也面临着异化、消蚀的危险。 

　　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已日趋界线模糊的今天，"思想"也会异化为某种"技能"。哪怕是最具反抗性的"异端"，也会在意识形态与市场需求的种种妥协与共谋中，物化为一种新奇的消费品，而被适时地拍卖。这类现象在当今中国文化市场已屡见不鲜。继以构筑虚假"民间"为支撑的"痞子文化"当令走红之后，市场已又推出一批以"XX酷评"、"XXX批判"、"XX批判书"面目出现的文化批判类畅销书。它们貌似尖锐，实则以此招徕生意，所以此类"批判"大多停留在最具可读性和炒作性的现象层面，以"常理"（往往是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为评判标准，说长道短。本质上已不是"批判"，而是另一种"遮蔽"。其自身就已经成为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对象。然而在众多媒体此起彼伏的宣传炒作声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似乎还只能是一个缺席者与沉默者。 

　　在当今中国语境里，市场在与计划经济的二元对立中，有着其无可争辨的进步性、合理性与诱惑性，但也惟因如此，"市场"背后的种种深层关系统统被遮蔽了。在诸如"……都需接受市场的"、"市场规律是无情的"之类的表述中，"市场"被想象成为一种公正、公平的化身，被虚构成一个新的神明。它甚至被当作是一种虚构"民间"的正当诉求。而市场实际上既非单一的，也非"纯洁"的，更没有那么公平；从某种方面说，它恰是多种权力关系运作进程的一个表征。然而各类商业宣传、大众传媒都在竭力营造一个消费天堂的幻觉。在这一推销过程中，平等的幻象遮蔽了特权，竞争的幻象掩盖了不公正。这种"共谋"正在以广告、娱乐节目等多种多样的文本形式，并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前不久，某台黄金时段里曾播放一则牛奶广告：XX的牛是怎样选出来的呢？――称体重，查视力，考智力（画面中，奶牛们以卡通形象做着查体、等动作）……最后优劣立判，胜者欢颜，败者沮丧……画外音再道：不努力成不了XX的牛。 

　　这样一则看似简单、滑稽的广告，在其推销产品的同时，其实亦在推销某种意识形态（对个体与其现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只不过更加隐晦而已。 

　　首先，它推出了一种虚假的消费需求，即只有视力好、智商高的牛，才会产出好奶。我们知道，与其说牛的视力、智力与牛奶的品质有什么关系，还不如说是与牛奶作为商品的"形象"大有关系。说到底，这是一种形象的推销。"商品物化的最后阶段是形象，商品拜物教的最后形态是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西方学者的这一论述在这里也同样适合。 

　　然后我们发现，这一"形象"的营造，是文本的某种修辞策略。即把牛与人在隐喻层上等同起来，将物"拟人化"。由于与上"竞争上岗"、"接受市场检验"、"优胜劣汰"等话语及相关机制"互为文本"，故从另一角度看又是将人"拟物化"。是以由体重、视力、智力等简单的显在的"差异"所展示的所谓"平等竞争"的戏剧化场景，来遮蔽更为复杂化的深层的社会不平等。是将竞争机制中的不公平因素，优胜劣汰过程中的优汰劣胜，统统掩盖起来，并将因此而带来的后果推卸给无助的个人承担（因为你体重轻、视力弱、智商低），这样就使得由个人充当体制牺牲品的不公正的结果，合理化了。 

　　类似的文本充斥着我们的生存空间，"商品已经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阿多诺语）。种种幻象，般般诡计，五光十色，令人目眩。而这一切都向中国的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
四、

　　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性的，它打破了政治、、文学、等等传统上人为的科际疆界。杰姆逊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文化研究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不仅针对其他学科的内容，而且也针对其他学科的局限性，因此文化研究属于后学科。所谓文化研究，最好理解为一种探讨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而不是属于少数人的或专门化的领域。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然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又势必与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保持距离，否则便会丧失其批判性。这样就又注定了其在中国学界的精英性与超前性。在他的身后，并不存在那种想象性的后援--民间，他注定孤军奋战，注定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和市场需求的利用。此外，他借以存身的学术机构的官僚化与市场化，以及现今学科间的壁垒，都对文化研究形成了挤压。凡此种种，构成了中国语境文化研究的诸多阻碍。中国的文化研究任重道远。但诚如一位海外学者所言：中国需要文化研究，中国需要批判理论，要"呼唤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刘康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