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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启蒙”与“新法家”的意义——之一(3)

2013-08-29 01:02 解：“性有质性，有德性。德性者，天生我明德之性，附气质之中而昭灵不昧者也。……后世称之为义理之性，或言灵魂，或言性识”（《中庸注》）、“魂气之灵则仁，体魄之气则贪。……魂魄常相争，……使魂能治魄则君子，使魄能治魂则小人”（《孟子微》），等等。这种消解，在谭嗣同身上的表现似乎特别集中。李泽厚发现，谭的整个思想体系均具有尖锐矛盾着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物质的“以太”，另一方面是精神的“心力”；一方面强调事物的运动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寻找永恒的实体……。至于最后不要“以太”而只赖“心力”的理论归宿则意味着其对思维模式的回归。而且，从龚自珍、魏源一直到孙中山、鲁迅（前期），整个中国近代进步思潮，都既存在着清醒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倾向，也都同时有着浓厚的强调心知的唯心主义和神秘论因素（《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把难以兼容的“自然”和“”作强行兼容，其必然终局是两者共通的发育不良。理学在哲学上的残疾性，体现为迷信与理性的相互吞噬和彼此抵消：体系中有可能发展出来的科学精神，往往被其神秘因素所涣释；而理性思考的兼顾，又使纯粹的宗教思想难成正果——中国古代那么多的发明之所以无法走进科学殿堂，康有为欲定孔教为国教的宗教梦之所以难以实现（甚至已注定了今天一些人的同类行为只能被视为妄想式蠢动），都已从各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曾提出“回到先秦”“回到先儒”“回到原典”的口号（王夫之、戴震、章学诚等考据学家甚至包括朱谦之等“五四”人物和今天的李泽厚等前辈），试图以此来恢复务实而纯粹的“先王之儒”。但如果说这在发出“尽废宋儒注脚”等同样呼吁的江户日本可以取得成功的话，在中国却是鲜存可能的。只因为日本对中国的取舍运用原则与中国截然不同（见拙著《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而中国“变异”了的原始儒学之真正复兴，又是那样地河清难俟。连同一学说内部的“心性命理”派与“实学事功”派之间尚不能璧合兼容，指望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会在如此“”的框架内实现有机对接，事实上是没有可能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说”以及“良知坎陷说”等诸般舆论之所以都是“正确的废话”，道理当在于此。看来，它需要一个适当的“转语”而不是乏善可陈的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