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性文化”的五大特征(2)
2013-08-30 01:02
导读：第五，从的角度上讲，说中国是“诗性文化”，也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根据。与印欧语系相比，属于汉藏语系的在词汇上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在语
第五，从的角度上讲，说中国是“诗性文化”，也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根据。与印欧语系相比，属于汉藏语系的在词汇上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点，在语法上具有灵活性、随意性的特点，在语音上具有因声调而带来的性的特点，这一切自然无助于性的表述和科学性的思维，但恰恰有利于形象性的表述和性的思维（参阅加尔通、西村文子《结构、文化和语言——印欧语系语言、汉语、日语比较研究》，《国外科学》1985年，第8期。）。一个的语言，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表述方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感受、乃至存在方式。从这个“存在的家园”出发，中国人自古就以一种诗性的思维和诗性的态度来对待世界。精通近十种语言的辜鸿铭指出：“汉语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这便是为什么即使是古代的中国人的一封散文体短信，读起来也像一首诗的缘故。”（《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页）
二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文化的比较不应该局限于元素性、整体性的，而应该扩展为结构性、功能性的。从结构性、功能性的角度来看，感性和理性彻底分裂的西方人有其相应的文化优势；而感性和理性分裂得不够彻底的中国人亦有其相应的文化优势。如果说西方的优势在科学、在体育，那么中国的优势则在艺术、在工艺。用西方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中国，“必须承认，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了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在自然方面的，也有纯抽象科学方面的，诸如、逻辑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字，是无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词加以表达的。”（辜鸿鸣《中国人的精神》第36-37页）反之，如果用中国的艺术标准来衡量西方，也会发现其陷入的误区。
著名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在比较西方与东方艺术时曾经指出：“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向。”（转引自《中国人的精神》第39页）以“摹仿说”为理论依据，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便以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认识作为艺术活动的最终目的，因而从解剖学角度来研究雕塑，从透视学角度来研究绘画，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研究园林，从学角度来研究小说……。结果是研究来研究去，惟独是忘却了艺术自身的目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我们都知道，巴尔札克是西方19世纪最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家了，他的《人间喜剧》包括了96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研究”和“分析研究”，可谓“研究”得到家了。对此，恩格斯曾有过高度评价：“他在《人间喜剧》中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家和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190页。）无论这部“历史”如何卓越，无论这其中所体现的“知识”如何丰富，然而历史只不过是历史，知识只不过是知识，“文学”毕竟不是“经济学”或“统计学”，它所包含的历史和知识与其所应该具备的美学价值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东西。
在这种将文学变成“百科全书”的科学化倾向的同时，西方人的理性冲动还有着用艺术进行“形而上思考”的宗教化、哲学化的倾向。如果我们对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甚至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些被西方人所称道的文学名著加以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其说是艺术上的成功，不如说是哲理上的胜利。不要以为这是个别的、暂时的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现象竟变得日益严重起来。难怪黑格尔曾发出艺术最终将让位于哲学的慨叹，现代博物馆里那琳琅满目的“观念艺术”已足以证明了这位哲学巨匠的预见能力。
如果说科学精神、哲学精神这两种缘自阿波罗崇拜的理性因素支配并扭曲着传统的西方艺术的话，那么到了以后，一种缘自狄俄尼索斯崇拜的感性迷狂又乘火打劫地闯入了西方艺术的殿堂。打开，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那些所谓“大投入”、“大制作”的好莱坞式的“巨片”。那种以性爱、警匪为内容，以追车、枪战为模式的用金钱堆积起来的作品，不惜调动高科技手段，并通过大量的惊险动作和破坏性镜头来刺激人们的感官、满足人们的欲望。难怪马尔库塞在去世前的一次谈话中会愤然地指出，现代西方的艺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智力上的自淫！除此之外，当然还有那些声嘶力竭的“摇滚乐”和几近疯狂的“霹雳舞”……。如果说前一种误区是将艺术引向科学，那么这后一种误区则是将艺术引向体育。事实上，服用兴奋剂是摇滚歌手和体育名星们常犯的错误，而这一错误则刚好表现了一种文化的误区。
研究者们可以并且常常笼统地讲，西方艺术已经完成了由古代的“再现”向现代的“表现”相过渡的历史性转折。然而细加分析，我们也许会发现，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西方艺术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上总是显得那么的生硬和艰难，这一切甚至在所谓的“现代派”的艺术“精品”中也暴露得一清二楚。面对着毕加索那幅怪模怪样的《格尔尼卡》，翻阅着乔伊斯那本人欲横流的《尤利西斯》，我们不禁要问：深刻而又狂放的西方人，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要追求的艺术理想吗？
与西方相反，在具有“诗性文化”的古代中国，无论是自发的艺术创作，还是自觉的，都没有将感性和理性割裂开来，也没有使艺术沦为科学或体育。在雕塑和绘画方面，中国人一开始就不以纯粹科学的手法来摹仿自然，而懂得如何在一种“似与不似之间”而获得“气韵生动”的美学效果。在诗歌和小说方面，中国人一开始就不以纯粹客观的态度来再现生活，而懂得如何“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以达到一种“登山而情满于山，观海而意溢于海”的精神境界。在戏曲艺术方面，中国人一开始就不去追求舞台时空的真实幻觉，而懂得如何利用程式化的规则和虚拟化的手段将舞台和道具都变成表演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获得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体验。在园林艺术方面，中国人一开始就不追求简单的对称和的构图，而是懂得如何处理阴阳、动静、虚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实现一种“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理想。甚至，在书法之中，中国人都懂得如何发挥自己的想象，如何孕育自己的情感，从而在“意在笔先”、“得意忘言”的创作中将单纯的笔墨线条演绎成为一种登峰造极的艺术形式……。漫步雕林，我们当然也会赞叹古希腊《掷铁饼者》那精确的骨骼和隆起的肌肉，然而如若将其与汉将霍去病墓前那几座稍加斧凿便浑然天成的动物雕塑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懂得“艺术”。漫步园林，我们自然也会赞美凡尔赛宫前那对称的喷泉、整洁的道路，以及被切割成几何图案的花卉与草坪，然而如若将其与苏州拙政园那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直至将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园林艺术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究竟哪个民族更富有“天才”……。正因如此，与巴尔扎克将文学著作写成“编年史”的努力刚好相反，司马迁却使一部真正的史书具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学价值。正因如此，即使是《红楼梦》那样洞彻古今、勘破生死的作品，也绝不会像《哈姆雷特》那样，摆出一副哲人的面孔，与读者讨论什么“to be or not to be”之类的玄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