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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裴注研究网(3)

2013-09-14 01:13
导读:·效力篇》云:“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帝诏书称:“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是知两
·效力篇》云:“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帝诏书称:“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是知两汉之际,经学中已经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后汉书》卷31《孔奋传》:“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弟奇……作《春秋左氏删》。”又,《后汉书》卷32《樊宏传》:宏子 “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删减后的“樊氏学”仍然不能使人满意,于是又有继续删减者,《后汉书》卷36《张霸传》:“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删书不局限于《春秋》一家,《后汉书》卷37《桓荣传》:“初,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定为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世代所传为《欧阳尚书》。《欧阳尚书》除朱普章句外,还有其它流派,《后汉书》卷65《张奂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又,《后汉书》卷79下《伏恭传》:伏恭父“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继此潮流而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及荆州学派诸学者仍在从事着此类工作。《后汉书》卷35《郑玄传》传末范晔论曰: “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又惠栋《后汉书补注》卷17《刘表传》引《刘镇南碑》:“君深愍末学远本离直,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浮辞,芟除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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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学是义理之学。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19]前引钱大昭也说“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这些认识其实都是古文经学的观点。按汉代今文家的理解,义理应是在阐释经书的章句之中。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章句日益繁琐,众多古文经学家都对此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经学的删减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20]
  比两汉之际发端的经学删减运动稍后,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删减之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史要》十卷。”注:“汉代桂阳太守卫飒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卫飒,东汉初年光武时人,《后汉书》有传。卫飒以后,又有杨终删书。《后汉书》卷48《杨终传》:“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同卷《应奉传》注引袁山松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伏无忌传》:“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实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本传注:“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为八卷,见行于今。”删书最著名者当属汉末荀悦对《汉书》的删减。《后汉书》卷62《荀悦传》:“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论及《汉纪》,自刘知几开始,都比较关注其编年体体裁的问题,而对于其意在删减的编纂目的则多有忽略。荀悦以后,三国时,吴太子太傅张温撰有《三史略》,也属删减之作。《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说:“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将这些散在各处的零星记载集中在一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东汉以来确实出现了一种删简史书的风气。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蒙文通先生曾说:“言史贵约,实晋人之创论。”[21] 联系上文,这个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不过到晋代,这样的例子的确更多了。晋祠部郎王蔑撰《史汉要集》二卷,“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晋散骑常侍葛洪撰《汉书钞》三十卷。[22] 除此之外,当时史家的删减工作更多体现在对东汉的撰写上。《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这是说记述东汉历史最早的书是东汉官修的《东观汉记》。据《隋志·经籍志》着录,《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魏晋以后的多种《后汉书》都是在此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史传篇》又云:“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迄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这里是在讨论纪传体的缺陷,文末提到了傅玄的意见。傅玄,魏时“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又“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23]   “讥后汉之尤烦”,大概就出自该书。“后汉”是指《东观汉记》。魏晋时期认为《东观汉记》烦杂的不止傅玄一人。据《晋书》卷82《司马彪传》载,西晋司马彪撰写《续汉书》的理由是:“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东观汉记》属未完成之作,所以“亡缺者多”,后来修史者自然要补其所缺。这是不奇怪的。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彪嫌其已完成的部分“记述烦杂”。按他说,此前谯周虽然已经删除了一些,但仍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有必要重写。他的《续汉书》“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按《隋志》着录稍有不同,易“篇”称“卷”,为八十三卷。古人多以一篇为一卷,两书所记出入不大。[24] 八十三卷的篇幅包括了纪、志传,较之未完成的一百四十三卷的《东观汉记》确实删减不少。与司马彪同属西晋的华峤撰写《汉后书》,也是意在删减。《晋书》卷44《华峤传》:“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较之东观书,删减也不少。东晋袁宏着有《后汉纪》。他在自序中谈及动机说:“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与袁宏同出一族的袁山松曾撰写《后汉书》,他写作体会说:“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5]五难之中,“烦而不整”居于首位。着后汉史者追求简略如此,而着晋史者也是如此。“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26]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27]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崇尚简约不仅影响着史家修史,而且也影响到两晋的史学批评。《晋书》卷60《张辅传》:“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张辅根据《史》《汉》字数多寡来评价班马,因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所以认为《史记》优于《汉书》。有趣的是,出自同样的理由,干宝则对《史记》多有不满,《史通·二体篇》:“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遗也。”同书《烦省篇》:“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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