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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日两国在茶道方面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见,是由于两国的背景不同、茶道在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特别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继承的“家元制”,使其权威性更为稳固持久。
二是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长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后来才逐渐到民间,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形成社会共识。
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如15世纪的幕府第八大将军足利义正,让高僧村田珠光撰写茶汤法则《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庙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禅院式茶礼,竭力以饮茶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并且祈祷天下太平。后来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更将茶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一统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为专职茶头,要他继续制定和完善茶道的仪式和规则。丰臣秀吉还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茶道成为日本统治者驾驭民众的一种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会中能产生巨大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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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浚:《变雅堂集》诗卷3。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土壤上发育起来,逐步成熟。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民间的饮茶风习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远近同俗”、“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旧唐书·李珏传》)的程度,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剥夺的。茶叶已成为百姓们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养生,以茶自娱,以茶敬客,以茶赠友,以茶定亲,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风俗习惯,无需教导,无需劝说,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们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他们都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品茶时追求诗意的境界,很少人会从和的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古代的官吏们都是典型的子弟,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自然无暇来过问茗饮琐事,倒霉失意时则隐退山林不问政事,只以茶来排忧解闷,寻求解脱,不会过问社会教化问题。而中国的佛门僧侣向来不干预寺外尘俗世界的事务,他们出来参加茶事活动,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现,除了个别像皎然那样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
至于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赋于茶事活动以崇高使命,虽然他们也经常以茶宴、赐茶的方式来招待群臣,但仅是作为宣扬皇威笼络臣下的宫廷礼仪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们看来,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足以成为统一全国民众思想的强大武器,区区茶道,实在是无足挂齿。这是丰臣秀吉们统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备的。儒道大于茶道,这可能就是中国茶道观念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
二、中国茶艺的发展历程
对于中国的茶人来说,饮茶是一门生活,着重追求品茶时的艺术情趣,而不是缺乏诗意的清规戒律。即使是讲究“禅茶一味”,也是侧重以禅意来提升品茶的诗化境界,并不强化宗教色彩。
中国人饮茶饮了几千年,开始是将茶作为食物,然后作为物,后来成为饮料,至迟从西晋开始,就将饮茶发展为一门生活艺术。作为饮料的茶汤,主要的功用是解渴、提神、解乏、,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西晋诗人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中有“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区”诗句,已经在描写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可见当时人们饮茶开始讲究欣赏香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了。杜育的《拜赋》除了描写茶叶生长、采摘情况之外,还涉及用水、茶具、茶汤泡沫以及饮茶功效等,可以看出当时饮茶已经有了一套技术要求。特别是其中描写茶汤泡沫的几句:“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哗如春薮。”意思是刚煎点的茶汤,茶末下沉,泡沫上浮,其光彩白如积雪,亮丽像春天的花卉。如此重视欣赏茶汤泡沫的色彩和形状,则当时必有培育茶汤泡沫的技术,据关剑平先生的研究,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采用茶筅搅打茶汤使之产生泡沫。[1](p306)而对茶汤泡沫的欣赏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饮茶就具有艺术性了。至于《荈赋》的最后两句:“调神和内,倦解慵除。”描写饮茶的功效,可视为中国茶道精神的萌芽。
中国茶艺的成熟是在唐代。这是因为有一大批文人介入茶事活动,撰写了众多的茶诗,提升了饮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为一种艺术享受。其中如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皎然、卢仝、白居易、元稹、杜牧、齐己、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都留下许多脍炙的茶诗,对唐代品茶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诗人们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从他们的众多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2](P252—254)除了前述皎然茶诗的“三饮”之外,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描写的“七碗茶”也很典型:“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样的品茶已经不再把茶汤当做是一种饮料,而是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或者是诗人们审美活动的一种载体。可见,我国的品茗艺术至少在唐代中期已进入成熟的时期。因此,陆羽的《茶经》对此进行了全面。
陆羽将唐代的煮茶技艺总结为:“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六之饮》),就是茶叶采造、鉴别、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饮用等九个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据《茶经·五之煮》记载是先将茶饼放在炭火上烘炙,两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状,然后趁热用纸囊包起来,不让精华之气散失。等茶饼冷却后将它碾磨成茶末,再筛成茶粉。等水烧到冒起如鱼眼大小的水珠同时微微发出声响,称为一沸,要放点食盐进去调味。等水烧到锅边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先舀出一瓢滚水备用,再用竹笑环击汤心,然后将茶粉从中间倒下去。过一会儿锅里的水翻滚为三沸,将就刚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时锅里的茶汤会产生美丽的泡沫,称为“汤华”。这时茶汤就算煮好,分别舀人茶碗中敬奉宾客。
陆羽提倡的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罗(筛)茶、烧水、一沸时加盐、二沸时舀水、环击汤心、倒人茶粉、三沸点水、分茶人碗、敬奉宾客。整套程序是相当完整的,其技术要求也是颇为明确、具体。陆羽特别重视煮茶时要培育出美丽的“沫饽”。称之为“汤之华”,华者花也。指的是茶汤表面上浮泛的一层细密均匀的白色泡沫:“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荈赋》所谓‘焕如积雪,晔若春薮,有之’。”陆羽用了枣花、青萍、鳞云、绿钱、菊英、积雪、春薮等一连串美丽的名词来形容茶汤的泡沫,可见他对此是何等的重视。其实,唐代的诗人们也都很欣赏汤华的,常常用乳、花等美好字眼来形容:“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洲》)、“铫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白云满碗花徘徊”(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白花浮光凝碗面”、“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曹邺《故人寄茶》)、“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郑遨《茶诗》)……总之,唐代煮茶并不是只煮出一锅普通的茶水,而是十分讲究培育茶汤面上的沫饽(汤华)。可以想象一下,唐代流行用青绿色的秘色瓷茶碗,茶汤是金黄色(杜牧《茶山诗》:“泉嫩黄金涌”;元稹《一字至七字诗》:“铫煎黄蕊色”),汤华又是“焕如积雪”的白色,一碗在手,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难怪诗人们会产生那么多美丽的联想。
不过,在唐代茶艺发展进程中,除了陆羽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茶人的贡献值得注意,这就是临淮县(今江苏洪泽县西)的常伯熊。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1)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2)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一定的服饰、程式、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一项艺术形式。(3)茶艺的基本程式虽然是陆羽制定的,但却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即进行很大(“广”)加工(“润色”)之后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4)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5)既然陆羽的表演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自己也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那么,现在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过的。因此,应该承认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茶艺表演艺术家,是现代茶艺师的祖师爷。
唐代茶人们对“汤华”的追求对宋代的影响很大,宋代的点茶法的最大特点正是对泡沫(汤华)的追求。斗茶时是以泡沫越多越白而取胜的,即所谓“斗浮斗色倾夷华”(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当宋代的茶人们发现将茶粉直接放在茶盏中冲点击拂会产生更多、更美的泡沫时,自然就会放弃唐代的煮茶方式。而是将早已存在民间的“阉茶法”加以改进发扬。早在三国时,张揖《广雅》就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这与《茶经》所提倡的煮茶法并不相同,是将捣碎后的茶叶粉末放入瓷器中再用开水冲泡,《茶经·六之饮》中称之为“瘫茶”:“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瘫茶。”宋代的点茶法则是将“瓶缶”改为茶盏,将茶粉放人茶盏中用少量开水调匀后再冲点开水,然后用茶筅击拂使之产生泡沫。显然,用茶筅击拂产生的泡沫肯定比煮茶法要多也更美观。而茶筅是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发明。由此可见宋代的点茶法并非突然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有悠久的历史轨迹可寻。
从宋代的《茶录》、《大观茶论》等茶书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宋代点茶法的点茶技艺是:炙茶、碾茶、罗(筛)茶、候汤(烧水)、炤盏(烘茶盏)、调膏、注水、击拂、奉茶。
宋代茶人们除了追求美丽的茶汤泡沫外,也讲究茶汤的真味。陆羽在《茶经》中虽然反对民间传统煮茶加进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佐料,但是他还是保留了加盐的习惯。宋代的点茶则连盐也不用,单纯品尝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宋代的诗人们也写了大量歌颂茶汤色、香、味的诗句,经常三者并提,如“味触色香当几尘”(黄庭坚《送张子列茶》)、“色香味触映眼来”(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煮茶》)、“色味新香各十分”(葛胜仲《谢通判惠茶用前韵》)、“色香味触未离尘”(刘才邵《方景南出示馆中诸公唱和分茶诗次韵》)。而且还将三者称为“三绝”:“遂令色香味,一日备三绝”(苏轼《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
宋代的茶书就将色香味列为三大标准。如蔡襄《茶录》指出:“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茶有真香……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于甘滑”。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则将“味”摆到第一位:“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
但是,宋代点茶所使用的茶叶仍与唐代一样,是用蒸青饼茶,即茶叶采摘后要蒸熟、捣碎、榨汁、压模、烘干成团状或饼状的茶饼,特别是斗茶讲究茶汤泡沫贵白,尽量将茶叶中的汁液榨干,“蒸芽必熟,去膏必尽”(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致使茶叶的色、香、味都受到很大损失,有时会加进一些香料作为弥补,结果又使茶失去真香真味。而民间饮用的散茶,却有不用蒸青而直接烘焙,其香气和滋味自然胜过饼茶,于是逐渐传播开来。明代谢肇涮《五杂俎》引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后说:“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正如明代许次纾《茶疏》所指出:“名北苑试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挎之值至四十万钱,仅供数盂之啜,何其贵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名香,益夺其气,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时制法,旋摘旋焙,色香俱全,尤蕴真味。”特别是明代发明了炒青、揉捻技术之后,增强了茶叶的香气滋味。张源《茶录》记载:“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待熟方退火,彻人筛中,轻团数遍,复下锅中,渐渐减火,焙干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茶青炒后复加烘焙,更加芳香,叶色青绿可爱,经过揉捻渗出茶汁,易于溶解,滋味更加醇厚,人们就直接采用开水冲泡,以品尝茶叶的真香真味,于是在宋元时期就已在民间流传的散茶冲泡法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饼茶改进贡芽茶之后,宋代的点茶法就被瀹茶法(散茶冲泡法)所淘汰了。自此之后直到今天,瀹茶法一直占据中国饮茶方式的主导地位。
瀹茶法是用条形散茶直接冲泡,杯中的茶汤就没有“乳花”之类可欣赏,因此品尝时更看重茶汤的滋味和香气,对茶汤的颜色也从宋代的以白为贵变成以绿为贵。明代的茶书也开始论述瀹茶法的品尝问题。如陆树声《茶寮记》的“煎茶七类”条目中首次设有“尝茶”一则,谈到品尝茶汤的具体步骤:“茶入口,先灌漱,须徐咽。俟甘津潮舌,则得真味。杂他果,则香味俱夺。”要求茶汤人口先灌漱几下,再慢慢下咽,让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触茶汤,感受茶中的各种滋味,此时会出现满口甘津,齿颊生香,才算尝到茶的真味。品茶时不要杂以其他有香味的水果和点心,因为它们会夺掉茶的香味。罗廪的《茶解》也专门谈到品尝问题:“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辨味,何异佣作。卢仝七碗,亦兴到之言,未是事实。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人瓯,云光缥渺,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主张品尝茶汤要徐徐啜咽,细细品味,不能一饮而尽,连灌数杯,毫不辨别滋味如何,等于是佣人劳作牛饮解渴。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亲自动手,观水火相战之状,听壶中沸水发出像松涛一般的声音,香茗人杯,茶烟袅袅,恍若置身于云光缥渺之仙境,这样的幽人雅趣是难以和俗人讲清楚的。明代的屠隆在《考槃馀事》卷3“茶笺”中强调要识趣:“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品茶讲究“幽趣”,是明清文人在品茗活动中所追求的艺术情趣,也是中国茶艺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品茶最适合用小壶小杯来品啜,许次纾《茶疏》“饮啜”就主张:“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所以茶注欲小,小则再巡已终。宁使馀芬剩馥尚留叶中,犹堪饭后啜漱之用。”冯可宾的《岕茶笺》也主张用小壶泡茶:“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的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功夫茶艺。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清初袁枚的《随园食单·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馀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这是典型的小壶小杯冲泡法,是今天功夫茶艺的原型,至清代晚期,功夫茶艺就已经很成熟了。
据寄泉《蝶阶外史·功夫茶》记载,其具体冲泡程式如下:“壶皆宜兴沙质。龚春、时大彬不一式。每茶一壶,需炉铫三候汤。初沸蟹眼,再沸鱼眼,至连珠沸则熟矣。水生汤嫩,过熟汤老,恰到好处颇不易。故谓天上一轮好月,人间中火候一瓯。好茶亦关缘法,不可幸致也。第一铫水熟,注空壶中荡之泼去;第二铫水已熟,预用器置茗叶分两若干立下壶中,注水,覆以盖,置壶铜盘内;第三铫水又熟,从壶顶灌之周四面,则茶香发矣。瓯如黄酒卮,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饮,即以为不知味,肃客出矣。”
由此可知,清代功夫茶艺的程式为:煮水、温壶、置茶、冲泡、淋壶、分茶、奉茶。客人在品尝茶汤时则要求“含其涓滴而玩味之”,徐珂《清稗类钞》提到邱子明泡功夫茶时也说:“注茶以瓯,甚小,饷一瓯,含其涓滴而咀嚼之。”这“玩味”“咀嚼”的是茶汤之色香味,至于如何“玩味”“咀嚼”?清代梁章钜《归田琐记》“品茶”一节中提到福建泉州、厦门人的功夫茶时指出:“一日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香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活之一字,须从舌本辨之,微乎微矣,然亦必瀹以山中之水,方能悟此消息。”梁章钜将茶之香味区分为香、清、甘、活四个品级,要从舌头上去细细辨析、体味,可见清代品茶是何等之精。
不仅如此,明清文人品茶还讲究环境的幽雅。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对品茗环境有概括的论述:“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永夜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云,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许次纾《茶疏》对品茗环境谈得更详细:“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棼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语,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宾主款狎,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则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其中“心手闲适”、“听歌拍曲”、“鼓琴看画”、“宾主款狎”、“访友初归”等等是属于品茗的人文环境,“明窗净几”、“洞房阿阁”、“儿辈斋馆”、“清幽寺观”等等是属于品茗的室内环境,而“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荷亭避暑、小院焚香”、“名泉怪石”等等则是属于室外的自然环境。品茶品到这种地步,完全变成一种充满审美情趣的艺术行为,也标志着中国的茶艺至此已经高度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