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经典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比其它更平等(2)
2013-09-16 01:13
导读:现在1966—1972 年的5年里,中国境内没有出版一部小说。作为经典的样板戏是极其僵化的,但它要求观众的一致尊敬。继续阅读小说的人很少,而且如果这些小
现在1966—1972 年的5年里,中国境内没有出版一部小说。作为经典的样板戏是极其僵化的,但它要求观众的一致尊敬。继续阅读小说的人很少,而且如果这些小说是1949 年以前的作品或是外国小说,这种阅读就意味着极大的个人风险。
8部样板戏的选择是在一种极端的影响下产生的,这种哲学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中国应以它的一穷二白而自豪的观念。他在1958 年写道:穷人“想要变化,想做事情,想革命。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词句,好画最新最美的图案”。这句话,在第一个人民公社建立时,被刊登在《红旗》上,这是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和他对革命变化以及理想的信仰的最明确表达,即,使这个社会成为一张白纸。从一个干净的瓦片开始,就意味着要消灭其它任何模式框架以外的东西。在文革的开始阶段,作为经典的样板戏不可能容忍其它任何产品。
事实上,样板戏并不是从白纸开始的,而是对一些1958—1964 期间的或更早时间的作品进行的激进的改写。经过改写的文本变化很大。它们对毛泽东的光辉、党的角色、为革命而牺牲、革命英雄主义和继续革命等方面进行了强调,按照杨斓的说法,通过树立样板来对人民进行“理想化和标准化”改造。
大家已注意到,文革的艺术理想就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这个口号是1958年提出的,虽然在文革期间重点更多的被放在倡导破坏和自力更生的浪漫主义方面。尽管对革命浪漫主义的强调要归功于毛泽东对的创造性阐释,还有一些作者推测他曾受到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但是毛泽东思想和儒学虽然都从乌托邦模式中得到力量,都是教化性的,都采用英雄提升的方法,革命浪漫主义的根源却并不在儒学。《智取威虎山》中的英雄人物杨子荣,他的机智、无畏和冒险更多地像一个骑士化的无赖而不是的模范。但是杨子荣和杨伟才(《奇袭白虎团》人物)和传统的无赖骑士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目无权威的被排斥者或孤独的个人。相反,他们被完美地嵌入到政治蓝图中,他们尊敬党的无上权威,他们完全按照革命标准行动。
因此,在选择样板戏的标准中,包含要把理想的人物塑造成政治模范。有意思的是,在《智取威虎山》的早期版本中,杨子荣被表现成一个半土匪式的人物,哼着下流的小曲并调戏他的对手的女儿。在后来的文革版本中,这些小曲和这个女儿都被删掉了,表现了一个受官方欢迎的清教徒式的转变。随着理想化程度的加深,真实的表现降低了。最后,这些舞台上的革命人物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如此遥远,以致于失掉了他们的可信性和教化价值。样板戏中明显的政治色彩和道德教化失去了效果。这些经典衰落了,尤其是在1976 年“四人帮”下台以后,他们当时曾试图把这一切强加给中国人民。
在1994年,当时的美国人已从认为某些经典具有永久价值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布卢姆出版了一本有关他自己的阅读体验的书,这本书具有一个诱人的名字——“西方经典”。诱惑出自“经典”这个词,而不是“西方”,“西方”只不过说明了他的观点的局限性,并为亚洲学者研究他们的东方、印度或中国的经典留下了空间。许多读者都对题目中的“经典”一词感到震惊,因为这个词含有处方或至少是推荐的含义。他们由此怀疑,处于边缘地位的后现代主义者、后殖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所发动的对传统经典的抵制是否只是一场徒劳。
布卢姆充分意识到了存在于他的政治正确的美国同行中间的这股反经典潮流。他写道,他觉得“在维护的自治权的日子里非常孤单”(1994: 10) ,还认为他的读者应是大众或一般的读者而不是什么学术圈的人物。在他的背后并没有权威来支持他提出的继续阅读那些真正伟大作家的作品的建议,这些作家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 华滋华斯,爱米丽•狄金森,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乔伊斯,普鲁斯特,沃尔夫和博尔赫斯。在讨论与这些作家有关的许多之余,他还讨论了许多其他的作家。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除了“西方”这个范围,促使布卢姆选择这些作家的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首先是莎士比亚?
布卢姆是在寻找那些能给人带来惊奇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满足期待的作品。他的是,套用洛特曼(Lotman)的术语,严格遵循的是“相对美学”,而不是在传统的、流行的、民间的和教化文学中所经常出现的认同美学。布卢姆写道,“当你第一次阅读一部经典作品的时候, 就好象遇到一个陌生人,感受到的是一种异样的吃惊而不是期望的满足”,伟大的作品都具有“使你在家里感到陌生的能力”。(1994: 3)重拾他以前”影响的焦虑”的观点,布卢姆主张“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对以前的一个文本或多个文本的创造性的误读和误释”(8) 。经典总是由同前代被批评和被改写的文本进行竞争的作品构成,“伟大的总是重写。”(11)
这和中国的样板戏经典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布卢姆强调对普遍模式的审美偏离,他否认阅读经典的道德效果,并且持有一种非常规的(病态的)观点,认为“我们共同的命运是长大、疾病、死亡和湮没。我们共同的飘渺的而又坚持的希望是继续生存下去”(1994: 524) 。通过理想化和标准化,通过强调样板戏的道德和政治效果,和通过赞扬人民为革命而作出的自我牺牲,样板戏的维护者拥抱了认同美学。样板戏欣赏的是好战的革命者的英雄主义,而布卢姆的西方经典则为李尔王的悲剧留下了一页。
这里我所选择的两个经典是很极端的,而它们在极端的意义上是完全相反的。布卢姆的西方经典是建立在存在焦虑和个体生存的哲学上的。我们可以同意他的看法,我们也可以选择同意别的哲学。我个人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至少有两点不同的地方。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布卢姆指出我们不能从作品的道德价值来维护经典,因为在伟大的作品中这并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元素。严格说来他是正确的,但他得出伟大作品在审美和道德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结论是错误的。伟大的作品为我们创造了不同的人物,从杀人犯到情人,从人类学家到革命者。在阅读时,我们对这些不同形式的行为的知识就会增长。在这个增长的认知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更明智地选择道德模式,从而为自己的生活确定方向。如果说伟大的作品并不能说服我们接受某一道德立场(它们也确实没有),它们至少为我们增加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我们可以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知道恐怖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斯威沃(Svevo)的《拜勒坡吉奥谋杀案》( The Murder in the Via Belpoggio)得知凶手杀人后的感受。这些故事增加了我们的认知经验,使我们在犯类似的罪行前三思。阅读增加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识。而在知识基础上的行动要比没有知识的行动更明智。
布卢姆第二个受到批评的地方,是他只关注阅读的个体经验。他对个体生存的重视来自于他本人的倾向和背景。而另一种态度, 例如,对社会性的共同经验,包括想象中的我们后代的共同经验,再多一些重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不应该受到布卢姆的质疑,因为他明确提出“同任何人争论文学偏好的问题都是没有必要的”。(1994: 518)
对样板戏经典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在几年的时间里它限制了对过去的文学作品的阅读。“理想化和标准化”的应用制约了任何游离于模式之外的创造力,最后,理想化的英雄主义表现和日常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即使程度较低的读者也感到难以接受。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我们可以从这些经典形成的极端例子当中得知什么呢? 如上文所言,文学经典是为了回答人们特定的需要而创作的,它们对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有着不同的需要和问题,但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 我们会有一些跨文化的甚至是永恒的需要和问题。人们需要食物、房屋与和平,他们希望生活在自由和安全的状态中。当然,这些普遍的需要会反映在文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