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之一）(3)
2013-09-19 01:17
导读：工程的成就。 方面，宋佩韦《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新语
工程的成就。
方面，宋佩韦《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新语》5期，1945年）等论著， 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文学成就和文学理论。其中郑著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史始于嘉靖时期，并将明代俗文学的许多内容第一次写进以文学史命名的书中，见识卓越，影响甚大。郑振铎、胡适、俞平伯、萨孟武、吴晗、柳存仁、孙楷第等发表的论著，专论小说成就，有的考证精深，有的在考证的同时，触及了当时的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真相。卢前的《明清
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赵万里、赵景深等发表的论著，以赞赏的态度论列了戏曲的成绩。此外，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杨静盦《唐寅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以及郑振铎、傅芸子、向达、杨荫浏、傅惜华等发表的论著，研究了民歌、说唱及宝卷文学、散曲、诗作、散文、、和等领域的成就。
思想方面，有陈安仁《明代学术思想》（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及梁启超、冯友兰、钱穆、刘节等发表的论著，从宏观角度进行了研究。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0年）、《王阳明年谱》（《力行要览》编辑社编印）、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北平晨报副刊》1926年12月及1927年1、2月）等论著，探讨了王阳明的身世及其提出的“良知”、“知行合一”等概念。不公仇（刘师培）《李卓吾先生学说》（《天义报》2期，1907年）、黄云眉《李卓吾事实辨正》（《金陵学报》2卷1期，1932年）、容肇祖《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论著，介绍李贽的生平，反驳以前对之否定的流行观点，赞扬其挑战传统观念的精神。此外，除了对陈献章、罗洪先、吕坤的思想也有探讨外，更重要的是出版了嵇文甫《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和《晚明思想史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等尝试应用唯物史观探讨明代思想史的论著，或明确指出思想家的阶级属性，或把十六七世纪认定为中国启蒙思想开始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使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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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事业方面，有顾廷龙等《明代版本图录》（开明书店，1944年）、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学季刊》2卷1期，1927年）和《皇史宬记》（《图书馆学季刊》2卷3期，1928年）、汪訚《明清蟫林辑传》（中华图书馆协会，1932年）、郭伯恭《永乐大典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分别论列了图书出版、公私藏书、图书整理及目录学方面的成绩。
人物方面，除前文提及者外，影响较大的专著有吴晗关于朱元璋的几本传记（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明太祖》、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由僧钵到皇权》、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朱元璋传》）、陈翊林《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4年）、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等。吴书资料欠丰，但思想内容有一定深度；陈书发挥了清末梁启超等人以来肯定张居正为大家的观点，与旧史书的评价大不相同；朱书采用了新的传记文学体裁，准确而生动。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尚未出现专门著作，但出现了柳诒徵《历代史略》（中新书局，1905年）等多部用章节体撰写的中国通史，其中包括对明代部分的综合论述。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和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等用唯物史观作而写出的包括明代部分的中国通史著作。其中吕书较早地明确论及明代产生萌芽的问题，史识非前人可比。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等对清内阁大库明清的整理介绍，被看做民国初史学界的一次史料大发现，印行有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三编（商务印书馆甲、乙、丙编，1930—1931、1936年）及罗福颐编《明季史料零拾》（旅顺库籍整理处，1934年）等。李晋华、王崇武等人自30年代开始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进行校勘。此外，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和《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2年）和《清开国史料考》（北平图书馆，1931年）等，都是介绍有关史籍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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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田继综《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一书，收罗甚广，价值颇高。
总观这一时期近50年的明史研究成绩，可以说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面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明史研究进入现代化阶段的重要时期。不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因处于初始阶段，所占比重不大，多有肤浅甚至错误之处；对明史各个领域的研究，还皆属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深入。这些说明，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有待继续开拓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指引和“文革”的破坏
在新中国建立后历时17年的初期阶段，史学工作者将唯物史观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出现了重点讨论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关系等5 个问题的现象，这不能不使此时的明史研究深受影响。从总体上看，这时明史研究已基本上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进行，在政治、军事、与社会、国内民族、海外贸易、中外关系、自然科学与技术、文学艺术、思想、图书事业、人物、综合性的断代史撰写、史料史籍整理介绍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治方面，出版了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0年。此书实际写于40年代后期）及陈鸣钟、吴晗、傅衣凌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对中央集权、特务政治、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等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关于农民起义，尤其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成为极为突出的一大热点：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穆烜《刘六刘七大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赵俪生、李光璧等发表的论著，对明初至天启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的背景、经过、作用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郑天挺等编辑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年）对清内阁大库档案中的明末农民起义资料作了系统整理；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以及方福仁、孙祚民、谢国桢、李文治、傅玉璋、王守义、刘重日、曹贵林、孙次舟、陈登原等发表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末农民起义作了大量研究，或研究总体状况，或研究李自成、张献忠及其领导的农民军，或研究明末起义军所建政权的性质，以及李岩等知识分子在起义军中的作用等理论问题。上述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具有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一改以往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对起义军攻击诬蔑的做法，无不采取肯定、赞扬的立场；另外，不同意见的交锋也非常热烈，这在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中尤其突出，诸如荥阳大会是否存在、李自成起义军均田口号的含义、大顺政权的性质等史实和理论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发表。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军事方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的出版。它探讨了明代军屯的制度、作用和生产关系等，内容丰富，是难得的力作。
经济与社会方面，建国后初期形成了一个极为突出的热点，即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此外，对于明代经济全貌、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状况、城镇经济、社会各阶级、社党等问题，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