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诗僧性英事迹考略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討了金元之際北方名詩僧性英的生平、藝術成就與交遊方面的一些情況。

【關鍵字】性英  木庵

金元之際，在中國北方佛教界，出現過一位名噪一時的詩僧——性英。元好問稱其爲 “詩僧第一代，無愧百年間”，[1]魏初亦盛譽之爲“百年耆舊，一代宗師”。[2]性英在北方文壇，尤其是在詩歌方面的地位，幾乎可與當時另兩位高僧萬松行秀、海雲印簡在禪宗史上的地位相比肩，只不過由於其傳世作品絕少，才沒有引起後人的足夠重視，筆者在撰寫《耶律楚材評傳》時，曾注意到性英其人，並在書中對他作過一些介紹。[3]但限於體例與篇幅，許多方面並沒有展開敍述。在這裏，筆者試圖勾沈一些文獻，對性英的生平及交遊等情況作進一步考索。疏漏之處，還請各位同好批評指正。

一

性英，字粹中，號木庵。有關其生平，目前所見最詳盡的莫過於元好問《木庵詩集序》中的敍述：

    木庵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遊，得其議論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子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鄉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亦進。出世住寶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顔色爲恨。……[4]

從元好問的介紹，我們知道，在金朝科第風氣的熏染下，年輕時代的性英曾一度苦習科舉程文，後因遷家遼東，從高仲常遊，受其思想影響，才放棄進取功名之心。高仲常，即高憲，仲常爲其字，遼東渤海人，元好問《中州集》卷五有小傳，泰和三年（1203）乙科進士，釋褐爲博州防禦判官。出身官宦世家，祖衍，字穆仲，《金史》卷二八有傳，國初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伯父守義，大定十六年（1176）進士：父守信，以蔭補官；叔守禮，宣徽使。高憲爲金代文豪王庭筠（黃華）的外甥，天資穎悟，博學強記，幼學於外家，受舅父的影響很大，詩筆字畫俱有乃舅之風，年未三十，已作詩數千。小傳雖未明言高憲好佛，但卻指出他澹泊名利的傾向，“嘗自言於世味澹無所好，唯生死文字間而已。使世有東坡，雖相去萬里，亦當往拜之。”此外，《至元辯僞錄》卷一（並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一，大正藏本）還記載了一則與高憲有關的軼事，從中不難看出他對道教的排斥態度。

遼陽高憲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答。憲指中尊曰：“且饒這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爲笑。

性英的青年時代，正值金朝盛世之末，1211年蒙金戰爭爆發，他這種逍遙自在的生活也隨之被打斷。蒙古大軍南下後，戰火很快就波及到遼東地區。祟慶元年（元太祖七年，1212）十二月，蒙古大將哲別等率軍突襲金東京遼陽府成功，大掠而還。[5]大概就是在這次戰亂，高憲死於亂軍之中。[6]以後的數年時間，遼東地區雖暫時沒有受到蒙古的襲擾，可再也沒有平靜過。先是耶律留哥起事，與金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發生混戰，接著又是蒲鮮萬奴叛金自立，與金朝開啓戰端。此時在中都即位不久的金帝宣宗，爲了躲避蒙古鐵騎，於貞祐二年（元太祖九年，1214）下令南遷汴京（今河南開封），“聽民南渡”，[7]由此引發了大批難民舉家南逃。大概正是在此前後，性英亦隨難民一道，輾轉南渡黃河，後寓居洛西子蓋，於寶應寺落發爲僧。

    性英的詩名，開始於他逃難到河南以後。當時，在距寶應寺不遠的陝州福昌縣三鄉鎮    （今河南宜陽縣三鄉鎮），聚集了一大批落難的金朝文人。這些人大都年紀較輕，名氣不大，屬文壇上的新秀。他們經常在一起切蹉詩藝，發表議論，一時間，形成一個頗具規模且相當活躍的詩人群體。其中，元好問在《木庵詩集序》中提到的“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8]爲這批人中的佼佼者。

辛敬之，名愿，號女幾野人、溪南詩老，福昌人。博極書史，居女幾山下，往來長水、永寧間，“喜作詩，五言尤工，人以爲得少陵句法。”[9]與元好問交往頗深，被引爲“三知己”之一。辛愿詩律頗爲精嚴，對其詩學成就，元好問有如下評價：

南渡以來，詩學爲盛。後生輩一弄筆墨，岸然以風雅自名。高自摽置，轉相販賣，少遭指撾，終死爲敵。一時主文盟者，又皆泛愛多可，坐受愚弄，不爲裁抑，且以激昂張大之語從曳之。至比爲曹、劉、沈、謝者，肩摩而踵接，李、杜而下，不論也。敬之業專而心通，敢以是非白黑自任。每讀劉（劉汝翼～引者注，下同）、趙（趙秉文）、雷（雷淵）、李（李獻能）、張（張仲經）、杜（杜仁傑）、王（王若虛）、麻（麻革）諸人之詩，必爲之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脈，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如衲僧得正法眼，征詰開示，幾於截斷衆流。[10]

趙宜之，名元，一字宜祿，號愚軒居士，忻州定襄人。自幼即博通書傳，作詩有規矩。    失明後，萬慮一歸於詩，詩益工。泰和後已有詩名，李純甫至稱許其詩“落筆突兀無黃初”。南渡後，受到趙秉文、雷淵等衆多士人推重，元好問亦非常稱許其詩，認爲“若其五言平淡處，他人未易造也”。傳世詩作《早發寶應龍門道中有感》、《宿少林寺》等或即與性英有關。[11]

劉景玄（1186～1223年），名昂霄，別字季房，陵川人。對其爲學，元好問評價曰：

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爲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評者謂承平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稱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不知去古談士馬遠近，餘子不論也。[12]

作爲詩人群體中的一分子，性英與上述三人交往頻繁，無疑受到他們詩歌理論與創作風格的極大影響，由此，詩歌技藝進步很快，並開始在詩壇嶄露頭角。他的詩作《山堂夜岑寂》、《梅花》在傳入汴京後，受到了在朝文壇主盟者的高度重視。元好問序中提到的“閑閑趙公”即趙秉文，“內相楊公”即楊雲翼，“屏山李公”即李純甫，三人均爲金末文壇領袖人物，其中，楊雲翼與趙秉文同掌文柄，時號“楊趙”。[13]“雷、李、劉、王諸公”當指雷淵、李獻能、劉汝翼、王若虛等諸人，他們在當時也是文人群體中的佼佼者。這些人的交口稱譽，使性英名聲鵲起，在金末文壇樹立起自己的穩固地位。元奸問序在談到性英於寶應寺出家後，又提到他之後的行蹤爲“住龍門、嵩少二十年”。《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二八（臺灣石刻史料新編本）收有李純甫興定四年（1220）所撰《重修面壁庵記》，該碑立於興定六年，其後有“灑掃寶應寺性英書”的字樣，可見當時性英仍在實應寺爲僧。由於實應寺就在龍門山，元好問所說龍門即應指寶應寺而言。至於性英何時由龍門寶應寺到嵩山少林寺，我們還不是很清楚。元好問曾受性英之邀作《少林藥局記》，文中轉述性英的話說：“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又云：“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備，迨余三年矣。”[14]東林隆即東林志隆，爲萬松行秀弟子，元好問稱其在行秀諸弟子中“高出十百輩”，[15]可見亦爲一有道高僧。前面提到的《重修面壁庵記》與該書同卷所收李純甫《新修雪庭西舍記》，碑文後均有志隆的題名，前者爲“少林禪寺住持傳法嗣祖沙門志隆”，後者爲“住持傳法嗣祖沙門志隆”，立碑時間均爲興定六年（1222）。性英很有可能就是接替志隆擔任的少林寺住持，而其接替時間，當在元光（1222～1223），甚或在正大元年（1224）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