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诗僧性英事迹考略(2)

性英擔任少林寺住持期間，金朝局勢已不斷惡化。開興元年（1232）二月，蒙古與金軍主力在三峰山展開決戰，金軍大敗，河南許多州縣相繼失陷，居民大多被裹脅北上。因這一年爲壬辰年，史家多稱這次大遷移爲“壬辰北渡”。次年初，汴京發生政變，元帥崔立獻城降蒙，此後汴京城中又有大批百姓北渡黃河。“及河南破，天朝遣使招集三教人。”[16]大概正是在此期間，性英離開了戰火洗禮下破敗不堪的少林寺，隨難民一同渡過黃河。由此算來，從貞祐二年（1214）性英南遷河南，到1232或1233年北渡黃河，大概經過了十八、九年的時間，這與元好問在《木庵詩集序》中所說二十年相去不遠。

性英的後半生都是在燕京度過的。元好問序稱其在“仰山又五、六年”，仰山位於宛平縣西北，山中有樓隱寺，爲金元名刹。萬松行秀在金章宗時，曾任該寺住持，章宗數遊該寺，給行秀以極大禮遇。[17]趙孟頫爲仰山樓隱寺行滿禪師所作道行碑又云：“同安州鵲台福嚴寺自木庵公歿後，爲他人所有，師奏得旨，複歸仰山爲下院云。”[18]亦可證明性英確實曾住過樓隱寺。性英何時住棲隱寺，頗費思索。元好問序作於己酉年（1249）冬十月，如此時性英尚在棲隱寺的話，由此向前追溯五、六年，則他應在1243或1244年始住此寺。不過，這種假設很難站得住腳，因爲照此推算的話，不僅性英此前十多年的行蹤成了空白，而且又生出許多難以解釋清楚的問題。

首先，魏初曾回憶說：“初年十六七時，曾侍我先大父玉峰（魏璠），得拜先生（楊弘道）於木庵英上人之歸義方丈，今四十年矣。”[19]楊弘道《代茶榜》序云：“歸義寺長老勸余作此詩。長老姓（姓應爲性之誤）英，字粹中，自號木庵。”[20]按，魏初生於1232年，十六七當在1247、1248年間，這一時間與1243、1244到1249年性英在樓隱寺的假設顯然發生衝突。歸義寺位於金燕京舊城時和坊，[21]與棲隱寺並不在一地，現有也無法說明這兩座寺院有什麽聯繫。

其次，性英曾爲劉祁（1203～1250年）賦詩云：“二陸歸來樂有真，一堂樓隱靜無塵。詩書足以教稚子，雞黍猶能勞故人。瑟瑟松風三徑晚，濛濛細雨滿城春。因君益覺行蹤拙，又爲浮名系此身。”[22]按，詩中之“二陸”指劉祁與其弟劉郁，“一堂”指劉祁在家鄉渾源所居之“歸潛堂”。劉祁在甲午年（1234）返回家鄉後，很長一段時間隱居鄉里，躬耕自給，潛心著述，直到戊戌年（1238），始離鄉赴大同參加大蒙古國選拔儒生的考試，以後又遊歷各地，老死他鄉。[23]性英的這首詩，應當在1234年至1238年這段時間內寫就，而該詩題款“仰山性英粹中”，表明他此時已經在棲隱寺，這無疑與前面提到的假設亦有衝突之處。

再次，元好問有《寄答仰山謙長老》詩云：“木庵推出謙書記，乞與雲林百自由。想得驅驢入招隱，勝於騎鶴上揚州。”題下自注：“渠住招隱”。[24]筆者遍查北京各種地方志，未見有招隱寺的記載，而從詩題所稱“仰山謙長老”來看，此處之“招隱”，或許就是指仰山樓隱寺。而該詩所云“乞與雲林百自由”，大概就是指性英思欲退席，辭位讓與謙長老之事。

以上三點，尤其是第一點，足以推翻前面的假設。由此，筆者認爲，情況很有可能是，在北渡黃河後不久，性英即已出任仰山棲隱寺住持，元好問序中所言“住仰山五、六年”，僅爲追憶性英於棲隱寺擔任住持的年數，與所作序的時間沒有什麽關係。歸義寺，大概爲性英從樓隱寺退席之後的所在地，至於以後性英還在燕京哪一寺院，我們已無從知曉了。

在燕京期間，性英曾爲福聖院撰重修碑記，又爲耶律鑄詩集《雙溪小稿》作跋（時在   1254年），二者均有“木庵老衲性英”的題款，這表明此時的性英已步入暮年。[25]不過，直到元初，我們仍可找到性英與高克恭等人交往的一些蹤迹。大概此後不久，性英即辭世。

性英圓寂後，魏初爲其塔作疏，對其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方外若人，固豈求名之是篤？生前知己，忍能見義而不爲?歲月雖遙，情文猶在。木庵上人，百年耆舊，一代宗師。有承平愷悌之遺風，無蔬笱葛藤之習氣。接迹於趙禮部（趙秉文）、李屏山（李純甫）之後，定交於雷御史（雷淵）、元遺山（元好問） 之間。字如東晉而不凡，詩似晚唐而能雅。秋風杖錫，遂駕鶴而不歸；白草岡原，尚勒銘而未了。叢林四海，生死一心。不獨昌黎已摛文於李觀，會如郭伉能買石於施卿。[26]

二

中國古代詩歌，無論是在形式還是在內容上，都曾受過禪學的深刻影響，而詩僧在此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大，這已成爲人們的共識。作爲一代名詩僧，性英一生創作過大量詩篇，他的部分詩歌，曾由門人編爲《木庵詩集》行世，由元好問爲之作序。可由於文獻的缺失，性英的詩歌，我們現在所能見到者，已寥寥無幾。像劉因登保定橫翠樓時，曾提及“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川（郝經）之雄文，詠之者，有木庵之絕唱。”[27]郝經，由於文集尚在，我們還可以找到他的這篇文章。[28]可性英的詩篇，卻由於詩集的失傳，我們再也無法見到。甚至性英廣爲時人傳誦的兩首成名作《山堂夜岑寂》與《梅花》，我們現在也僅能從他人的和詩知道爲五言體，至於原詩，則沒有留下半點蹤迹供我們查詢。

性英留存後世的詩篇，目前保存完整者，大概僅有前面提到的給劉祁的那首詩，殘句有蹤迹可尋者，尚有《七夕感興》之“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這首詩作於性英北徙燕京以後，乃元好問“爲之擊節稱歎”之作，意境高雅，超凡脫俗，很能代表性英詩歌的風格。元好問所謂“境用人勝，思與神通，故能遊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窠臼，於蔬筍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29]實爲知遇之言。此外，性英在燕京遊覽燕台古迹，憑吊樊於期時，又有“於期已死不復返，空有層台壯古燕”之句，[30]其悲涼蒼茫之情，或許又表現出其詩作的另一種風格。

除了詩歌方面的成就外，性英的書法在當時也頗受文人推重。時人在稱譽他時，常常是詩書並舉，像趙秉文所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魏初所稱“字如東晉而不凡，詩似晚唐而能雅”，均爲這方面的典型評價。[31]劉秉忠對性英的書法也評價頗高，有詩云：“書法都歸篆意圓，木庵別有筆中天。一家楷式由來妙，半世功名非偶然。我欲窮源蒼頡上，誰能得趣魯公前。鰲山成道寧無日，更爲挑燈續斷篇。”[32]不過，甚爲可惜的是，性英的書法作品與其詩歌一樣，保存下來的極少。筆者目前所見僅有《中京龍門山乾元禪寺杲公禪師塔銘》拓片一通。[33]據拓片，塔銘乃“紫微僧性英書”，原碑刻於興定二年（1218年）九月十五日，無疑應屬性英早年的真迹。從這份書法作品來看，其韻味與其說類似東晉王氏手法，到不如說與他出家所在之龍門山石窟的魏碑風格更爲接近。當然，僅就一份書法作品，我們是無法準確把握一個人的書法風格的。

作爲書法大家，性英對前人書法亦多見解。金代書畫大家以任南麓（任詢）、王黃華（王庭筠）最爲著名，王惲曾提及性英對任詢一幅書法作品的看法，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觀點：

南麓書在京師爲最多，其擘窠大書，往往體莊而神滯，獨此帖豪放飛動，超乎常度，而木庵師謂醉後興逸，妙能天成，豈長沙率爾而顛、字字圓轉之意邪？然古人得意處非一，如去乖就合，意居筆先，乗其調利，例多高風絕塵，不止藉步兵作氣而能奪三軍之帥也。[34]

除了書法，性英對墨法也相當精通，王惲《玉堂佳话》卷二记有这样一段逸事：

    磨李廷珪墨法，商台符（商琥）嘗云，向抄合萬戶用聚星玉版，研磨李庭珪墨，求木庵書研，爲墨所畫。木庵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論硯，先觀其石性粗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膩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即端之佳者也。”[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