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的阐释焦虑网(2)
2013-09-29 02:24
导读:性、中心性、思维性、话语权力性等方面,大致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非性。指丧失了现代性深度而成为平面化状态。后现代往往不再追求历史性叙事
性、中心性、思维性、话语权力性等方面,大致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非性。指丧失了现代性深度而成为平面化状态。后现代往往不再追求历史性叙事深度,而将历史性转换为空间性的、多元并置的、共时性的当下存在状态。消除现代性的本质深度性、叙事的完整性和话语的统一性,强调非完整性,强调表述生命、历史和时间的零散化。这一改变使后现代在形态、叙事模式、言说方法和表现形式,与前现代性、现代性有了相当的差异性。
多元共生性。与现代主义强调的中心性和一元性相反,后现代注重对立面的消失。就艺术而言,后现代视域不再强调和的对立,小说和非小说的对立,艺术与非艺术的对立,或文学与其它艺术的对立,相反,认为小说与非小说、文学与哲学和其它艺术、叙事类作品与非叙事类作品,正好可以通过互参性和差异性而互释其意义,并通过差异而表现出独立不倚的质素。那种一味强调"差别"而无视统一,甚至将每一文本当成关于某些哲学对立项--时与空、可感的与可理解的、主体与客体、存在与生成、同一与差别等等的作法,事实上只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在后现代时代对思想者而言,尤为重要的是以一种平和的心境看待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秉持的态度应更加宽容,视野应进一步扩大。将偏激的理论和实践放到历史中加以,以减少独断性和虚妄性。因为,整体同一性和非中心差异性是互相依存的,丧失了其中任何一维,则另一维也不复存在。
思维的否定性。后现代思维向度强调怀疑历史,怀疑终极价值,怀疑意义的本源性和确定性。据此,他们保持相对主义意识,认为借助于最新科学成就的时髦词汇,并不能表达本质的特殊现象。因为世界是永远发展的,它的意义是在理解和解释中不断生成的,它永远不可能受制于任何一种单一的体系或论断。因而,否定性思维或思维的否定性,成为后现代施之于历史、理性、本质、意义、本原、深度的重要方法,也是其遭到现代性攻击最集中之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权力话语消解性。后现代强调对整个的权力话语和精英话语加以质疑,对权力话语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挑战性,声称世界是一个不断地建构又解构,然后又再次解构的过程。事物的意义不是已然被决定的,而是被不断决定并逐渐生成的。任何僵化的意识,任何霸权性的话语,都将使思维受到压抑。后现代就是要解构权力话语的霸权性,由一元向多元扩展,由知识霸权向资源共享发展,以改变这一话语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后现代往往是通过后现代的信息媒体来向意识形态话语控制进行挑战,使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日常生活批判,从而解除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异化状态,瓦解那种不断加强地压抑人操纵人的中心权力话语,使人获得自身的感性解放。通过文化网络,使文化生产的复制过程所出现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又使对权力话语的消解丧失了创造性和个体性。但是,这种意向在大众传媒中却往往走向迎合潮流趋向时尚之途,因此,所谓思维的差异和否定性最终又始料未及地回到新的标准化、模式化的怪圈中。
三 后现代在中国的阐释焦虑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已不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怎样正视和进行研究的问题。现在学界似乎有两种不可取的态度,一是一哄而上"拥抱"后现代主义,二是不分青红皂白加以"棒杀"。这两种态度或少了些学术的理性,或少了些宽容的精神。如何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界面,是学者进入这一问题时必得解决的前提。
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后,问题不是变简单了,而是变得更为复杂。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属于前现代或在时间断裂中走向现代,而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和西方、后殖民话语一下子搁上工作平台,使得问题的当代处理变得相当棘手。大体上说,主要存在这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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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主义杂糅使问题模糊。
在如何理解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异同上,中界有着深刻的分歧。在我看来,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地说,"后现代性"是后现代时期的文化话语的鲜明特征,是在对"现代性"误区反拨中产生的。"后现代"是一个历史社会概念,指二战以后出现的后社会或信息社会。而与此相关,"后现代主义"是这一社会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土壤,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话语表征。在后冷战时期,后现代主义又具有了某些新的素质。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者是哪儿来的?》(1995)一文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不过是西方自由知识份子里十分脆弱的、失败主义的一种的意识形态,正象后现代主义者所抨击的普遍意识形态一样,误把他们自己非常特殊的困局当成全人类的处境"。这一看法,将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质揭示出来,值得重视。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当研究日深,进入问题日深,问题与困惑就越大。进入主义的陷阱,必然遭致阐释的失效,不仅是用这种理论对西方的阐释失效,用这种理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阐释也同样失效。因为,中国还是处于一种"杂糅语境"中,任何单一的方法想透彻地终极地解释这一现象的意义,都必然落空。在后现代理论的盲点上,也许后殖义理论可以从另一角度补充,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具有某种可理解性和可阐释性。不妨说,后现代在中国的问题,不仅触及到当代学术思想史问题,也触及到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西方与东方、本世纪与跨世纪,以及大众传媒与精英文化,世界主义与主义等一系列的重要话题,怎样对问题的杂糅和研究对象的宽泛模糊加以认真厘定,是走出困惑的关键。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后现代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以及消解中心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在中国学术界受到相当的重视,这无疑对走出那种非此即彼的一元心态大有好处。这使不少学者开始走出本质主义模式,对问题既不是简单的否定也不是简单的肯定,而是力求揭示事物更深入复杂的内在机制。同时,不少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术理路、知识话语和学术层面进入这一领域,并通过这一阐释代码对当代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状态加以阐释,寻绎出新的问题和问题意识。通过这一不同于往昔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若干精神价值问题,传统和现代冲突的精神模式,甚至整个文化思潮的重大转型加以某种新的把握。
当然,后现代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对其的评价应该相当地谨慎。那些没有研究就仅仅望文生义地、或仅仅凭自己的好恶就断然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做法,其实是对学术规范的盲视。我以为,后现代时代,关注问题和问题的清理变得十分重要。这意味着,以共同对话取代话语对抗,以多元阐释取代话语霸权,用兼容并包取代话语独断,用承认差异的新思维代替强求统一的旧思路,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共识。未来的文化和理论,将不再是中心话语的独白,而是用对话沟通并拓宽言路,在对话中达到话语交流和有效性理解。也许在有效厘清后现代理论的负面效应的同时,这一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摆脱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间话语沟通的理论困境,并使我们在接受新的文化理论变革理念时,获得对历史和现实的新的观照。
其次,学术背景导致研究的"多音喧哗"。
后现代哲学研究和文化批评主体构成具有复杂性,这导致其研究的困难在于,这一"舶来品"本身的多元属性和中国的现代性(或走向现代)的语境错位。加之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文本创作和批评都充满争议,同时更因研究者各自的价值归宿、精神意向和学术意趣不同,造成了哲学观念和批评话语的彼此对立或价值判断的多元并存状态。总体上说,研究群体在交锋中逐渐分层,大致可归为五类:
(转载自http://www.NSEAC.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这类哲学研究者不盲目追"新"逐"热",而是以学者的冷峻眼光分析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