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起源、媒介与我思的困境(3)
2013-10-01 01:13
导读：苏格拉底和斐德罗走出了城。他们行进在pharmacia（泉水）之中，进行了一场谴责有关pharmakon（）的讨论，自己本身也是一个pharmakeus（男巫师、魔术师），
苏格拉底和斐德罗走出了城。他们行进在pharmacia（泉水）之中，进行了一场谴责有关pharmakon（）的讨论，自己本身也是一个pharmakeus（男巫师、魔术师），最终还沦为了pharmakos（替罪羊）。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一切都与pharmakon相关。“可以说，……通过对pharmakon一词的的集中讨论，德里达就击中了自身的要害”。13）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书写这一行为本身、者的身份本身以及写作所发生的场所的至关重要的不确定性，已先在地导致了柏拉图哲学的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内在解体。
二、媒介及其辩证法
在善/恶的极端对立之间，在灵魂与肉体、不可见与可见等等完全不同领域的双重介入之间，pharmakon 的矛盾性使言说或书写必然被体认为是一种交互式的游戏运动。因为，这种双重介入一旦再次发生，它不但不会使先前的两种对立因素合为一体，相反，倒使它们各自返身到那种没有同一性的同样一种东西之中，返身为任何可能的分离的媒介或基本要素。因此，“如果说pharmakon是‘双重价值’的东西，那是因为它构成对立项彼此对立的中间地带，构成了使对立方相互关联、相互逆转、让一方穿越到另一方（灵魂/肉体、善/恶、内部/外部、记忆/忘却、言说/书写，等等）当中去的游戏和运动”。14）这一运动“就是差异的运动、差异的场所、差异（产生的）游戏，就是差异的异延”。15）它不可能在它自身中成为任何东西，相反，倒总是试图超越那种自我构成的运动。纵然它没有原初的起点，没有最基本的深度，但它总是在自我逆转、自我颠覆之中。
柏拉图就是在如此这般“对立”的基础上来思考、理解和阐释写作的。他同时保留了书作的某种外在性以及这外在的书写对最深的内在所具有的有害影响和穿透力。在德里达看来，塞乌斯神话的“原始”意义就是这样，所有的书写本身就是如此。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在埃及神话中，言说的权力、存在与生命的创造者、太阳神阿蒙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意义：隐藏者。他从一只原初之蛋中诞生，长为一只鹰隼般的大鸟。他既是万物之源，也是原初之蛋的诞生者。由于人眼永远无法直视他，因此，他的自我隐藏也就是他的自我显现：他从来就不在场，他的位置一直由发明之神和所替代并占据。然而，替代并不是取代，替代的限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替代的过程就成了一种纯粹游戏的踪迹，一种没有现实性、没有绝对的外在参照、没有超越性的所指的能指秩序。
因此，尽管在这一替代的过程中，萨姆斯神的子女们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是如此残酷和激烈，16）塞乌斯的立场和身份却永远是那么暧昧不明，游移不定。他既是萨姆斯神的、一个信使，又是大臣们的庇护者；既是复活之神、医治者，又是掌管书籍的亡灵记录者；既是从事理性科学的家、计算之神，又是从事神秘科学的星占学家、炼丹术士。“在从他的对立面凸现出自身的过程中，塞乌斯也模仿对立面，成为它的标志和代表，服从它并与它一致，如果需要的话，用暴力取代它。因而他成了父亲的他者，父亲，替补运动的颠覆者。书写之神因而立即成为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他自身。在差异的游戏中，他无法占据一个稳定的地点。”17）
“塞乌斯从不显现。没有他单独出现的地方，他无法拥有恰当的存身地点。”18）——这就是所有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解体之后的真正书写。也是德里达从文本解剖的一般性难题入手所把握到的柏拉图文本的核心秘密。因而，《柏拉图的药》一文被视为是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最卓越的实践之一。
然而，“柏拉图的文本中有一切。”19）德里达对柏拉图的注解是否敞开了这一切呢？在萨姆斯（或苏格拉底）看来，口头言说为什么如此重要？文字的发明为什么是那么的危险？德里达的注解是否充分领会了这其中的奥秘？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显然，在萨姆斯（或苏格拉底）看来，从根本上说，言说乃是为传达意义而存在。而所谓“意义的传达”，也就是“让意义抵达他者”。20）如何才能（很好地）“让意义抵达他者”呢？一方面，这不仅与“声音自身与言说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另一方面，它又密切依赖于特定语境中的交流、、理解和解释的质态。而在这两方面中，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看，“意义”的传播手段或媒介都是关键的一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意义传达的质态取决于媒介的质态。
就口传媒介而言，由于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使得意义的传达不但是双向互动的，而且还有利于维持言说者的权威地位。可文字媒介则不然。由于意义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读者和作者处于不同的时空，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的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因此，文字书写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书写者的权威存在。
“媒介”的变更必然带来“意义”的变更，显然，这是因为萨姆斯从一开始便领会了媒介的“作用”和“后果”使然。苏格拉底也充分领会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才像萨姆斯神一样梦想不用媒介也能传达意义的最高境界。可是塞乌斯的看法却相反。他从人的有限性出发，以为文字的发明可以扩展人类的记忆和智慧，而不管这是否会动摇价值的最高源泉所拥有的创造并赋予“意义”的特权。在萨姆斯看来，这是对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觊觎，他如何可能答应呢？
暂且不论柏拉图是否领会了这一切。且先追问，德里达的注解是否领会了这些呢？显然，德里达的解构锋芒所指向的，主要只是萨姆斯（或苏格拉底）对原意的维护这一方面，而对意义的传达还受制于媒介及其语境这另一方面，则有所失察。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不仅仅是德里达。按传媒理论家M·麦克卢汉的说法，过去几千年来，尽管各种传统中，有关媒介塑造与控制人的感知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但晚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几乎在任何一种传统中，都没有理论家明确论述过这一点。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人们囿于专业分化的眼光，把一切技术都仅仅看成是一种“技术”（工具），而没有把它视为是一种新的信息传递的方式，一种媒介。
技术作为人类肢体的延伸，本身就是一种媒介。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每一种新技术都创造一种。而环境不是一种消极的包装用品，相反，它是积极的作用进程。环境的改变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关系的改变。因此，技术本身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技术是一种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自身就是信息，技术本身塑造并控制了人类肢体延伸的极限和意义采集的极限。
由于技术或媒介自身就是信息，这种信息即“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21）因此，当一种新技术一旦得到应用，一方面它会放大和延伸人类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社会肌体的一次集体大手术的来临。因为对于传统的人类关系尺度、感知速度和模式来讲，新技术对人的注意力来说无疑犹如催眠曲，这一催眠曲会关闭早先比较发达的判断和感知的大门。在此意义上讲，人的任何肢体的延伸同时也意味着该肢体功能的“自我截除”。人对任何媒介的利用同时也构筑了囚禁其使用者的感知阈限和知觉的比例关系的无墙的。
媒介就是这样介入人间事物并为人间事物塑造尺度的。因此，如果口头言说/文字书写也是一种媒介，那么，这两种不同的书写媒介为我们塑造了什么样的尺度？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首先，无论是口头的或文字的书写，实际上都是一种“关联”，一种人类的某种操之在手的存在方式。这种操之在手的存在方式内在地制约着我们对意义的领悟、传达、反馈和互动。
其次，由于不同的媒介作用于不同的感观，并制约着不同的感知世界的方式、知觉的比例关系和阈限，因此，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