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意识到方法：“文化研究"对现代性学术体(2)

　　独立性、专业性、客观性三大神话都来源于科学精神在现代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是科学精神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知识扩张、渗透的结果。为什么说它们是神话?人文知识的核心是主体、意识、／符号，这些因素具有渗透性和性。说它们具有渗透性，是因为它们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呈现自身，发挥影响；说它们具有历史性，则是因为它们永远没有静止和终极的形态，封闭和静态的研究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独立性、专业性和客观性，作为人文知识的自我约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视之为人文知识的终极价值，则无异于自欺欺人，使人文知识对自身的有限性缺乏反省。这种情况如果发展到极端，对人文知识的损伤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整个20世纪，人文知识对自身特殊性的坚持也一直以对抗的姿态修正着现代性学术的科学主义倾向，从狄尔泰对体验、阐释与实验、观察的区分，到克里斯蒂娃在语言和话语／意指实践两者中对后者的强调，到福柯对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的洞察，到伊格尔顿在理论中突出意识形态，到女性主义、后殖义、“酷儿”理论以差异性经验揭示客观知识的虚假性，无不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三大神话的去魅(disenchantment)。“”的兴起，既是对20世纪人文知识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反省，也是对上述对抗性知识序列的整合，简言之，人文知识自身的性质和现代性学术观念的弊端，必然导致跨学科的，重视经验的，承认知识的有限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反思知识主体和学术体制的“文化研究”的兴盛。

　　二、西方社会现实对现代性学术体系的挑战

　　上面的分析，是从人文知识内在的学术出发揭示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弱点。而作为孕育“文化研究”的现实土壤，西方社会在20世纪的历史经验更直接地映射出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弊病。

　　当人文知识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它就既无法提供关于人类、历史、文化、社会的整体观点，也很难在跨文化比较的框架内理解西方文明的真相。由于国际交流空前频繁，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是20世纪人文知识的重要主题。既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已不再可能在封闭的中单独发展，文化史实际上成了文化关系史，任何一种文化的自我映像中都包含着对“他者”的理解，因此跨文化比较成为当今人文知识的必然选择。显然，局限在专业学科之类的各种人文知识很难单独完成这一任务。因此，综合文学、、史学、语言学、学、、人类学、民俗研究等多种资源的跨学科方法最早在一些文化比较领域中产生，不是偶然的。

　　人文知识的专业化，也无助于理解后社会中产生的复杂文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西方世界率先进入了后工业社会，随着物质的丰富，社会福利制度的施行，技术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体力劳动强度，社会从温饱型向消费型转变，对抗的根源逐渐从上不同阶级、集团的矛盾转向文化差异群体的矛盾，显性层面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关系淡化，意识形态以更微妙、更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日常感性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开始凸显，深刻地改变了当下的公众意识，符号秩序、性别政治、消费主义、媒介帝国、技术霸权纷纷涌人人文知识的视野，这些议题在现代性的学术分科中很难归类，它既是文学、美学，又是社会学、伦。技术与人文不再泾渭分明，不断涌现的概念和理论挑战了人文知识的疆界，更挑战了人文学者的学术储备和知识结构。当前，“文化研究”通常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再强行对研究对象进行学科归属的分类，正体现了人文知识面对当下现象所作出的自我调整。

　　两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最为沉重的记忆，对于发源地和主战场的欧洲更是如此。然而，非政治化、非化的现代性学术观念，使人文知识在对切身经验的处理中表现得冷漠，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在反省中认识到人文知识没有担负起它应该承担的任务，没有有效地处理切近的历史——纳粹主义和大屠杀。当奥斯威辛成为欧洲知识分子良心的重负，人文知识就必须对自己提问：对中立、冷静的专业立场的追求，能否成为放逐价值判断的理由?对独立、客观的科学主义的信仰，是否掩盖了人文知识的意识形态真相?由此，感性具体的经验，重新成为人文知识追求真实、质疑权威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