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1)(2)

其次，唯物史观派也并未否定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根本精神，即以“评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李大钊就说：“拿着新的历史眼光去观察数千年前的故书陈籍，的确可以得着新的见解，找出真确的事实。”^[17]范文澜也承认：“新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谁说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呢？”^[18]而郭沫若更是直接引用了胡适的说法，认为历史研究的首要步骤就在于“我们要还他个本来面目”，“是什么还个什么，这是史学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的态度”^[19]。 

再次，唯物史观派还充分肯定了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基本方法，甚至深受其影响，十分重视史料的整理和考证。如顾颉刚在向胡适介绍范文澜时便说他“近来亦颇受先生的影响，屡欲改善其治学之方法”^[20]。由此可知，范文澜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前曾经一度深受胡适影响。此外，范文澜还曾参加了顾颉刚等人创办的“朴社”，以擅长考据的清代朴学为榜样。而正是缘于这种史料学的训练经历，唯物史观派能够充分认识到史料整理和考证的价值。李大钊便强调：“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虽在今日，仍不可忽视”，“学者对此之努力，仍不可一日懈”^[21]。周谷城也指出：“整理史料，乃创造新史学所不可忽视的基本工夫。”^[22]吕振羽甚至提出：“我们必须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对已有材料进行系统的考证。”^[23]而翦伯赞更是将此付诸实践，在其代表作《中国史纲》中对“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以至当时就有学者评价说：“最近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这部书规模甚大，特点是考古材料的大量的应用与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比较。”^[24]而这些都“表明他重视梁任公、胡适之和傅孟真所推动的新潮流”，“且有意与当时的‘主流史学’”在史料学方面“一较高下”^[25]。 

在唯物史观派中，对考证学意义阐述得最丰富的是郭沫若。他提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他还批评一些所谓的新史学家“对于旧文献的批判根本没有做够，不仅《古史辨》派的阶段没有充分达到，甚至有时比康有为、阎百诗都要落后，这样怎么能够扬弃旧史学呢？”^[26]因此，“考证乃研究工作必经之初步阶段，如能‘实事求是’，可不失为作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即使是“为考证而考证，乃割地自限，然较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终胜一筹，较之为反动而考证者更不可同日而语”^[27]，这无疑是充分肯定了考证学的意义价值。他还具体举例说明：“鲁迅是受过近代自然科学训练的人，而又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他把这两者巧妙地结合了起来，这就使他具有着充分的条件能够阐发出民族文化的民主性的精华。”再如闻一多，他也“承继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唯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28]。 

此外，唯物史观派对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成绩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赵纪彬便称赞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一书“精确至当，无可移易”，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之一最大贡献矣”^[29]。郭沫若也坦然承认：“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以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由别人道破了”。他同时还评价：“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一番比较新颖的见解。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这都可算是卓识。……胡君又说：‘以山西为中心的夏民族，我们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这个态度是很矜慎的，虽然夏民族是否以山西为中心，还是问题。胡君的见解较一般的旧人大体上是有些科学观念，我前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于中国古史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但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却算是摩着一些，这可以说是他的进步。”^[30] 

有些时候，唯物史观派甚至还从“整理国故派”的具体观点中得到直接启发。如董作宾关于甲骨分期断代和“贞人说”的论述就对郭沫若产生了很大影响。郭沫若曾说：“曩于卜贞之间一字未明其意。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今据其说以诠之”。另外，郭沫若原先拟在《卜辞通纂》“书后附以《卜辞断代表》，凡编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之。”其后不久，他在与董作宾的通信中得知其有关分期断代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已写竣并提出“十项标准”后，随即赞许此十项标准“体例綦密”。而当他收到了董作宾寄来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后，更是激动地说：“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31]。 

总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具体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派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而另一方面，随着唯物史观派不断壮大，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也从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启发。吴承仕的思想转变便是一个典型例证。他身为章门弟子之一，却最终跳出了“整理国故”的窠臼，转而信仰唯物史观。他曾说：“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某哲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以后，才把政治、经济、历史等等研究部门，奠定下科学的基石。”^[32]1934年，时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的吴承仕开始着手改造国学系，他认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当然不能抱残守缺，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33]，因此主张“应该废除经院化的词章考据校勘学”^[34]。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也“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35]，而是尝试着运用唯物史观去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历史。他在阐释《丧服传》时就说：“《丧服》的整个表现，无疑的是某时代某种经济社会的一个意识形态，换言之，《丧服》中诸条理，是宗法封建社会中一种表现人伦分际的尺度，同时即是后来研究古代亲属伦理的一个最适用的钥匙。”^[36]这些研究结论无疑大大突破了“整理国故”的拘囿，上升到了唯物史观的层次。 

又如，作为“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虽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古史的辨伪，但他同时也十分关注唯物史观派的观点。1926年11月18日，他在致傅斯年信中就与之讨论说：“用唯物史观来看孔子的学说，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了，何以他的学说竟会支配得这样长久？”^[37]与此同时，顾颉刚也不否认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他声明：“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38]。他还高度评价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39]。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有所歧异，但由于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所以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往往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由是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三 跳出“国学”的范围 

历史地看来，整理国故运动虽然曾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但由于它仅仅局限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欠缺宏观的分析与概括，从而无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其所谓“重新估定一些价值”的初衷，于是不得不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相反地，唯物史观派则因为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武器，获得了不断的壮大。而在这一话语权势的转移过程中，他们还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种种流弊做出了严厉的批评。 

首先，在研究目的上，唯物史观派深刻地批判了整理国故运动陷于考据而不可自拔的弊病，阐明了自己“非为考古而考古也”的主张。 

众所周知，胡适最初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之时，有其明确的目的，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试图从中发现中西方文明的结合点。然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考据癖”，胡适往往沉溺于琐碎的考据而不可自拔。他曾自言其在二战后暂留美国，“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小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40]。他还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细碎的考据呢？也不过‘心濆涌，笔手扰’，忍耐不住而已。”^[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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