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1)(3)

而在唯物史观派看来，整理国故运动的这种倾向无疑是舍本逐末。李大钊就屡屡强调：“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42]，因此“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43]。郭沫若更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考据流弊严厉批评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须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因此，“我们要跳出‘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44]。 

郭沫若还称赞闻一多“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45]这不啻是对胡适陷于“考据癖”不可自拔的尖锐针砭。同时，郭沫若自己也与闻一多一样，对国学采取的是一种“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态度。他声明：“我辈非为考古而考古也，研究古代，在阐明历史发展规律，以破除迷信。其优秀遗产则挹之以益今，否则将沉溺而不知返矣”，“从糟粕中吸取精华，从砂碛中淘取金屑，亦正我辈今日所应有事。如徒效蠹鱼白蚁，于故纸堆中讨生活，则不仅不能生活，而使自己随之腐化而已。”^[46]可以说，郭沫若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是与他深入国学而又跳出国学是分不开的。 

其次，在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上，唯物史观派也严厉地批评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非史观”倾向，并公开阐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柳湜就说：“我们不反对整理国故，甚至承认‘五四’以后整理国故相当的功绩，但……不是主张仍和过去那样无方法，或用错误的方法去整理国故，研究历史。我们主张用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去研究中国历史”^[47]。 

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带有一种明显的“非史观”倾向，尤其是排斥唯物史观的指导。胡适便表示：“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48]傅斯年也提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所以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49]，“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50]而刘节更说：“近来学者好言用唯物史观来创造新史，这也是螳臂当车的想头。……所谓‘求得因果’，‘以为资鉴’，都是社会学者的事，现在的历史家不负这个责任了。”^[51] 

而在唯物史观派看来，整理国故运动的这种“非史观”倾向无疑是错误的。李大钊就说：“史学家应有历史观，然后才有准绳去处置史料，不然便如迷离漂荡于迷海之中，茫无把握，很难寻出头绪来”^[52]。翦伯赞也强调：“无论是何种研究，除了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了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没有正确的哲学作研究工具，便无从下手”^[53]，因此“不钻进史料中间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54]而侯外庐更是明确指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55] 

在这一方面，郭沫若的有关论述也十分丰富，他不仅提出唯物史观是“参破”国学种种“门关”的一把“钥匙”，他自己就是“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56]，而且还针对整理国故运动做出了铿锵有力的批评。他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啊！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他最后还表示：“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57]今天看来，这不啻是唯物史观派全面超越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份公开宣言。 

再次，唯物史观派还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错误提出了质疑和商榷。 

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钱玄同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凿破鸿蒙、廓清迷雾，打破了传统的古史观念，揭示了旧有古史体系的不可信，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古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同时也积极配合了当时反封建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但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辨伪书”与“辨伪史”的界限，顾颉刚等人往往将“伪书”中所记载的历史皆视为“伪史”，如顾颉刚就曾经断言：“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58]如今看来，此论显然断之过勇。而关于这一点，唯物史观派恰恰做出了许多正确的论述。 

1945年，翦伯赞就提出：“古文经对今文经而言，虽为伪经，但亦并非凭空杜撰，而为西汉末许多学者根据今文经及其他古典文献纂集而成。近来疑古学者往往站在今文经的立场，把古文经的纂集归之于刘歆一人的伪造，……这种说法，未免过火。”他并且指出：“实际上，古文经中，还是含有真实的史料。”例如，《左传》记载了春秋的史实，“只要我们不为它的八股式的‘书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会历史的最好史料”；《毛诗》亦如此，其所录西周、春秋的诗歌，“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会的最好的史料”^[59]。他还进一步阐述说：“要从文字的记录中找出没有文字时代的人类之自己的记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为要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实，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60]这就科学地将“辨伪书”与“辨伪史”区分开来了。 

此外，针对“古史辨派”抹煞一切神话传说的做法，唯物史观派也提出了批评。众所周知，在上古时代尤其是文字发明以前，人们不得不依靠口耳相传来记载历史。在这些传说中，固然有不少以讹传讹的神话，但是也包含了许多真实的史料，因此有必要通过详细考辨，将它们加以具体区分。然而，“古史辨派”却将古史“传说”混同于“神话”，认为皆是“有意造伪”而成，这就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古史的空白。对此，吕振羽曾明确表示：“我研究的是神话传说，出于战国书中的神话传说，和西汉书中的神话传说，都是根据当时社会流传的神话传说加以粉饰，正史中的神话传说是如此，伪书中的神话传说也是如此。正史中的伪成分要分别出来，伪书中的真成分也要分别出来。对于我国古史中的材料，都要经过详细分析才能引用。”^[61]这就体现了一种更为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 

共4页: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