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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军阀是中央专制集权的派生物,同时又是其对立面。文章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几个特点,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军阀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文化根源,以及集权与割据交替出现的传统文化因素,以期探求军阀政治成为政权更迭时期不可或缺的原因。
【摘 要 题】民国史研究
【关 键 词】军阀政治/传统文化/威权主义
【正 文】
阀,根据《说文解字》解释,即阀阅,仕宦人家自序功状而树立在门外的柱子,在左曰阀,在右曰阅。也指自己的功绩仕履。义与攻伐的伐相通,当通作伐。(注:李恩江、贾玉民主编:《说文解字》,喀什维吾尔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1109页。) 可见军阀者,是以军之武力攻伐他人,而获得自身利益的主体。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军阀”一词最早载于《新唐书·郭虔瓘传》所记:“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注:《新唐书》卷一三三。)遍观中国历史,社会总是在乱与治的交替中螺旋式上升发展,统一与割据互为因果。军阀政治既是统一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对立面,又是它的派生物。(注:赵学聪著:《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及其影响》,载《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在政权更迭的过渡阶段,总会产生不同于传统政治力量的政权形式,即军阀政治。它一般是指,一个武装力量或武装力量集团掌握政权,用武力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政治形式。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论述了军阀政治的特征,他认为:“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注: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第23卷,民国印本。)陈志让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军阀派系诠释》一文中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军阀的定义及其特征:“他们之成为军阀,就是因为他们非儒家之士,也非民族主义者。他们那种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心理往往是胜过他们对国家或王室的忠心。这是现代中国的军阀在历史上的特质。从逐渐衰退的儒家文化观点来看,军阀是无节操、无耻之徒,从不断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他们是落伍的。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之中许多人的行为都是毫无操守可言,而且每每不合时宜,因而易被认为是军阀。”(注:陈志让著:《中国近代史论集》第五辑,载《中国军阀派系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3-24页。)
一、大一统专制的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源于中原文化,其密集型耕种农业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尤其是黄河的泛滥客观上需要整个流域的合作治理,而诞生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在一开始就朝着大一统的方向演进。
在远古时代,为了保证本氏族在竞争中的生存地位,各氏族不得不扩展自己的地域、增加人口数量以保证在一处或一时生计困难时,不至于全部遭受灭顶之灾。当遭遇外来利益集团的威胁时,分散的部落就被组织起来,形成部落联盟以对抗外敌。自周以降,松散的诸侯国之间的联合已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北方游牧部族的入侵威胁最终导致秦王朝的统一。这些是形成大一统专制文化的客观因素。此外,中国位于东亚大陆,其西部是雄伟的青藏高原,北部则是不适合农耕劳作的荒漠和草原。这些地理条件的限制,导致了农耕文明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发展,兼并与反兼并,统一与反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线。中央集权成为保证国家机器运转,权力分配模式的最佳选择。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中国式的一元化权力结构要求政权与意识都归于一元,《墨子》中《尚同》篇这样论述归于一元的必要性:
子墨子言曰:“古言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其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政权统一的思想,人与人之间就会“离散不能相和合”。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设立一个以一人为首脑的官僚体系,通过上下有序的大一统政权结构来治理国家。而上本身是代表绝对真理的,下层百姓除了服从中央权威以外别无选择,否则将会有灾难。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凑凑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这里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功能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过这种理想状态却难以实现。中央的政令只能通过官僚集团去实施,受管理的老百姓也就只能服从这些具体实施者们。大一统并没有带来管理的全面与直接,而是滋长了地方威权主义。
另一方面,在大一统模式下,各中央政权的取得和巩固缺乏合法性证明,其表现为政权合法性的根据是不能实证的,而且更多地来源于祥瑞等事件来对政权的合法性进行合法性评价。政权更迭被“阴阳五行说”解释成为相生相克,(注:周朝被认为是火德治天下,而秦则是以水德而克之。) 但是这种解释一般经不起推敲。当新旧政权交替时,新政权总是以“天命所归”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夏商之世,统治者正是用“天用剿绝其命”、“恭行天之罚”(注:《尚书·甘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尚书·汤誓》。) 等“天意”来作为活动的依据。西周建立以后,运用“天道”观念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利用神权观念来增强统治的效能。(注: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36页。)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在这样一种缺乏合法性证明的不稳定的政权体系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上下层之间必然出现人身依附关系,各种政治力量也基于此发展自己的派系力量。从个体角度来说,中央的力量并不能有效保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当中央政权失去权威时,各种政治力量就必然依靠自身的实力来维系自己的地位。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构建政权体系必须建立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拥护之上,这种上下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例如,东汉末年以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本为朝廷重臣的李世民、唐末藩镇镇守的安禄山;以及清末民初的大小军阀,他们无一不是靠人身依附关系发展自己的力量。从军阀内部的角度来说,效忠只是在军阀集团内部进行,而军人并不对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效忠。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导致了特殊的权力结构。大一统的文化在造就统一的同时,也孕育着分裂割据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的农耕文明造就了有序的家庭协作和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在一开始就走在了其他东亚文明的前列,社会结构在一种良好有序的状态下简单地循环发展,它将社会矛盾巧妙地在社会底层加以消融。
因此这种先进文明给这一区域中的居住者带来了优越的生活,也带来了一种天然的自我封闭情绪,不大愿意去用新的方式改造社会结构,也没有契机让外来文化取代本土文化。在这些极具韧性的文化根源的作用下,加上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中华文化圈向外辐射文明的特点,使它逐渐成为整个中原民族的文化中心主义。进而导致每个政治力量都把统一和强权专制作为终极目标,认为只有在大一统的状态下,才能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权力,那些“大盗窃国”者不过是由单个的权力追求者转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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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伦理道德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它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保持着两千多年的延续。儒家所提倡的纲常学说,其核心在于不同地位之间要保持绝对的不对等关系。子对父,妻对夫,臣对君,均要树立牢固的服从理念,中国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家庭为纽带的,从而使家长制管理模式从单个家庭扩展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有些学者指出,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协作,这也是中国产生集权政体的一个原因。(注: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33、34页。)国家有一个受之于“天命”的家长,其他人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森严的等级制度保证家长的意志能够向下传达并加以实行,自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僚有个颇为好听的名字——父母官,但是“父母”之意的真正内涵是下对上负责,百姓要像服从自己的家长一样绝对服从地方官员,而各级官员又绝对效忠于君主的统治,这就是“君父”一词的由来。但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在拥有极大的主宰权的同时,对下不过是体恤下情,施舍一点“恩典”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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